妾耶？婢耶？周氏身份考辩
·马 核
关于徐霞客第三子李寄的母亲周氏的身份，徐学界长期以来，皆称之为霞客之“妾”或“爱妾”，此说之根据来自于相关史料。如：
《民谱·世系表·徐弘祖》：“……原配许氏，侧室金氏。子三：屺、岘、岣，许氏出。女一，适周仪甫，俱金氏出。又侧室周氏，孕而被出，改适李，生子从其姓，自名寄，字介立……”
《题昆仑山樵传后并记》·徐恪：“昆仑山樵李介立，江阴人，母周氏，霞客徐先生之妾，甫娠而出。”
《江阴县志·李寄传》：“李寄，字介立，即徐介立。母周氏，徐弘祖妾，方孕而嫡嫁之，以育于李氏，故名李寄，又以介两姓，历两朝，故自字介立。”
《李介立先生小传》：“先生讳寄，字介立，霞客公嫁妾之子也。”
……
但以笔者思考，周氏的实际身份应该是“婢”。
古来，女子与男人的性关系，无非妻、妾、婢、奸四种，在社会上，在家庭中，妻的地位最高，妾次之，婢更次，而奸没有地位。史料中称周氏为“妾”，只是一种礼称、雅称，或尊称。毕竟，“妾”比“婢”的地位更高一级，名份也更正式。
史料中有一种情况可资比较：就是将徐母称为“孺人”。
《礼记》载：“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 。在明朝，孺人仍是七品官员的母亲或妻子的封号。但在民间，外人为了对主家表示尊敬和奉承，常高称一级，徐家算“士”阶层，对徐母不称“妇人”而称“孺人”就是这个意思。
反过来，当事人对自己的女人，多是自贬，称贱妻，拙荆、小妾等等；女人则自称奴家，贱婢之类。
为何说周氏是婢不是妾呢？
先来看看什么女子是“妾”：
在古代中国几千年中，正当的婚姻关系两种制度并存：贵族、世家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说妻妾成群，只是妾多，妻只是唯一；平民、贱民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即成语“匹夫匹妇”的原意。
到明朝有点乱，也不管是否贵族、世家，只要有点社会地位、有点银子就可纳妾。这与明朝蓄奴十分普遍、甚至家奴“千指”[百人]的现象是相辅相成的。
娶妻，须门当户对，得“娉”，即经过“三书六礼”复杂却很规范的过程。纳妾，《春秋》有言：“妾不娉也”，多为买卖，因为做妾女子的身份地位远远低于男主，如庶出、平民、婢女、戏子、妓女等，这个过程就简单多了。在明清小说的描述中，男主请几个好友聚一下，将女子作个介绍，由女子给客人敬杯酒，就算完成了仪式。若是纳家中婢女，如将通房丫头“收房”，过程更加简单，由女主向众人宣布一下就是可以了的。
古时还有严格的法律，“妾不可为妻”。若妻过世后，倘若让妾顶替妻的名份，男子是要被判刑的。直到明清时这个规距才有放宽，但必须经过“扶正”的仪式，否则仍是名不正。
为徐霞客生育了长女和末子的金氏就是妾室。
霞客公的原配许氏进门多年未生育，徐母王孺人和许氏为传宗接代计，为霞客纳娶了金氏。金氏为霞客公生育了他唯一的女儿[史志中称为徐节妇]。这个女儿有招弟之福，不久，许氏就生下了霞客公的长子徐屺[启音]。许氏病逝后，只因金氏身份低贱，不能扶正。在徐霞客38-9岁时，金氏又生育了霞客公的第四子徐岣[够音]。
金氏作为妾（侧室）的身份，是十分明确的。
但是，周氏作为妾的身份，在史料中找不到蛛丝马迹。
那么，周氏是何身份呢？
这要从周氏是怎么进的徐家来分析。
晚明，江阴诗社的领袖是许学夷，许长徐霞客二十多岁，但两人因志趣相投成为忘年之交，或诗词往来，或结伴同游。徐霞客原配许氏即是许学夷的侄女，徐-许联姻，极可能是许学夷牵的线。
徐霞客在父亲去世后守孝三年，于22岁完婚。许家是江阴城里的大户望族，嫁女必然有婢女陪嫁，即俗说的“陪嫁丫头”。从此后发生的事情来看，周氏应该就是许氏的陪嫁丫头。她是随许氏进的徐家。所以，周氏的身份是婢女。
陪嫁丫头做什么？端茶倒水、穿衣梳妆、铺床叠被、贴身服侍。成年后，若女主情愿、男主喜欢，陪嫁丫头常常成为侍寝的“通房丫头”。如《红楼梦》中贾宝玉房里的袭人，宝玉的“第一次”，就是得自于她，因此，就有了贾母将袭人“收房”的承诺。陪嫁丫头若不被收房，好的结果是由主人陪送些嫁妆，嫁个合适的人家；差的结果是转卖掉，还能收回些银子。
徐霞客于22岁成婚，许氏入嫁时大约20岁左右，周氏作为陪嫁丫环，应该只有十余岁，未成年。许氏病逝时，徐霞客32岁，周氏20岁左右，已经是大姑娘了。依许氏大度的性情、多病的体质、 对丈夫的疼爱，徐霞客与周氏早已通房应该是情理中事。
请读者诸君注意，这种现象称“幸婢”，就如同皇帝的“幸妃”，多少有些恩赐的意思。与“私通”、“偷情”这些不甚光彩的事相比，幸婢并不是什么“丑事”，无损道德伦常，反倒是被众人乐于接受的社会习俗。这种风俗由唐、宋、元、明，一直持续到晚清、民初。
一般来说，主人与婢女相好，不会轻易收房[如前文的袭人，贾母只是许下承诺而已]，要到女子怀孕或生育了，才会考虑走“收房”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程序是除奴籍、入良籍，将“婢”的身份转为“妾”的身份，成为家人。
周氏由陪家丫头成为通房丫头后，也是没有立即“收房”。但在周氏怀孕后，霞客公必定是有了收房的打算，但是，或者因为忙于远游、还没来得及，或者是爱阻于罗氏的蛮横无情，或者是……总之，周氏的身份仍是婢女。
就是周氏婢女的身份，成了罗氏强嫁（也可能是转卖）周氏的法律依据，造成了徐霞客与周氏的爱情悲剧，并延续到他们的后代。
许氏病故的次年，经好友陈仁锡撮合，徐霞客娶继室罗氏。罗氏出身也算书香门弟，其父罗济之与徐霞客也相识相好，算是门当户对的婚姻。但是，罗氏为人歹毒刻薄、冷酷无情，而且狡诈阴险；对外则善于伪装欺骗、道貌岸然。
婚后，罗氏对徐霞客与周氏的亲密关系必然恨之入骨，特别是自己怀孕之后，见周氏也有了身孕，更是妒火中烧。一个卑贱的奴婢，竟敢与我一个大家闺秀争宠夺爱！也许，还想到了周氏之子长大后，对己子的威胁。就是徐氏族人[徐敬承] 所说，周氏是“不容于嫡母”。
于是，一个恶毒的谋划逐渐成熟，一场“恶妻嫁婢”的悲剧在徐府上演了。
这是一个精准的的时机：徐霞客外去一段时间，周氏还未被收房，周氏只是有孕但未生产（少了其中任一个条件，这个计谋都无法实施），罗氏以女主的身份，以嫁婢女的方式，将周氏嫁与外乡一位李姓人家。
不敢设想当时周氏泣血苦求、痛不欲生之状。也不敢想象徐霞客归家后，心如刀剜、怒发冲冠，却无可奈何之情……
“恶妻嫁婢”之后，徐霞客与罗氏恩断义绝、形同陌路，甚至水火难容。霞客晚年作西南游，九死一生、双腿瘫痪从云南返回故里，竟然会产生求死之心，“不食而卒”，必然是难以忍受罗氏的羞辱和欺凌。徐霞客逝后，好友陈函辉撰《霞客徐先生墓志铭》，说徐霞客“琴瑟再调无异情”，这是有悖于事实的。
罗氏出周氏，是嫁婢而不是嫁妾，从徐母王孺人的态度可得到佐证。
妾是有名份的、入了户籍的，虽然地位卑微，毕竟是家人。王孺人本就是个明事理、有卓识的奇女子，又素来唯儿子意愿是从，以贤母之名誉满乡里。周氏若是妾，又为徐霞客所疼爱，又孕有 徐家血脉，老人家“决不会同意出嫁怀孕之妾，去制造嫁妾逐孙的悲剧”[吕锡生]。
对于大户人家，休妻嫁妾是极羞耻的行为，嫁婢却是极寻常的事了，罗氏正是利用了周氏的婢女身份，经过阴险狠毒的谋划，在那个精准的时间段里，终将其强行嫁出。
虽然罗氏成功赶走周氏，但所作所为为徐氏族人所厌恶，修族谱时，那么严肃高尚、务求真实的事，却耻于将罗氏载入谱册，只得罔顾事实，不记罗氏之名，将她所出徐岘[现音]记在许氏名下。相比之下，谱中却记下周氏“侧室”的名份；更甚，相对于嫡出庶出的屺岘岣三子的只言片语，最详细地对李寄作了介绍。[见文首《民谱·世系表·徐弘祖》]。在以后各类谱志中，对李寄的记述就更多了。这就是人心、民意。
谱中称周氏为“侧室”，体现了对霞客公的敬重，对周氏的同情，对罗氏的鄙视。
霞客公逝世后第四年，即清初（顺治）乙酉[1645]七月十五日，南旸岐徐府发生奴变事件，奴婢们趁清军攻打江阴城、四乡大乱之际，以索要卖身契为由，群起造反，将庞大的徐府焚毁殆尽，霞客公长子徐屺惨遭杀害，兄之长子徐亮工一家五口同日遇难，南旸岐徐家从此破败不振。
徐府奴变虽然有清兵攻江阴、社会大动乱的背景，凶残的罗氏在奴婢中种下的仇恨种子，应该是主要的诱因。从这个意义讲，造成有500年传承世族的江阴南旸岐徐氏戛然衰败的祸根和元凶，就是这个歹毒的罗氏！
周氏“孕而被出”李家后，徐霞客虽然无法改变事实，但因为他们的关系是“行道之人皆知之”[《劝徐介立复姓书》·沙张白] ，绝不会对周氏母子不闻不问。
罗氏出嫁周氏，不可能为她找个富足人家；周氏以婢女身份，也只有相当阶层的人家才会接纳；所以，所嫁李家必是家境贫穷。但史料中并无李寄少年时吃苦受难的记述，反而能上学读书，必定是徐霞客生前资助接济。在徐家，除罗氏，其他人对周氏是极友善的，如徐节妇，一直是认这个弟弟的，儿子幼小即拳拳告之李寄是其舅舅的实情；徐屺更不用讲，是由周氏带大的，与周氏关系很亲近。
霞客公晚年作西南游，在云南有两次面对梅花思念“故人”，一次云“犹故人之免胄相见也”，一次曰“恍见吾乡故人”。这故人是谁？毫无疑义，只能是他最牵挂的周氏。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没有夫妾之实、之名，但霞客对周氏（及李寄）的照顾和挂念是不曾间断过的。
徐霞客看到梅花就想念周氏，笔者想，周氏的名中必有“梅”字。多年前向吕老锡生讨教，吕老竟早有此论，并言，周氏名为“红梅”。虽然一时无有史料验证，但是，这些推测，还算合情理、合逻辑、前因后果。
也说说李寄。
古代为人子，身份分四种：妻生子、妾生子、婢生子、奸生子。前二种相当于现行《婚姻法》中所指的“婚生子”，后二种为“非婚生子”（俗称私生子）。在民间，称妻生子为“嫡子”，将妾生子、婢生子、奸生子统称为“孽子”。此外有一种“外室子”或“外妇子”，即养在家外某处，“金屋藏娇”之妇所产孩子，性质介于妾生子、奸生子之间。
古代律令，赋予四子的权益不尽同。如就家产继承而言：
唐、宋朝的律令立场鲜明：嫡生子、庶生子均分，婢生子、奸生子没份。
元朝有所改善：妻生子各四份，妾生子各三份，婢生子和奸良人生子各一份。
到明朝进一步提高了婢生子的待遇，《大明令·户令》规定：“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依子数量均分，奸生之子，依子数量与半分”。
此处讲讲徐母王孺人“鼎分家产”的故事：
虽然大明析产实行均分，但地方风俗仍长期沿袭了元朝律令。徐霞客的父亲有勉公生有三子一女，伯仲为王孺人生，嫡出，徐霞客是老二，所以乳名“仲子”；叔是一女；季为庶出。有勉公是遵元制的，死前嘱王孺人：“季，吾孽也，授产勿埒[列音，等同之意]两儿”。意思是说，老四是“孽子”，分家时田产不要与老大老二一样。但王孺人是遵从更为公平宽容的明制，后来分家时，执行的是均分的大明令，史载：“鼎分田庐者三，其平如砥”。徐母之贤，可见一斑。
还可讲一个徐家之外的故事，这就是明朝一件有关婢生子的奇事：“刘岌得子”。
刘岌是成化朝的礼部尚书，仕路坦途，家事却不幸，妻早亡、妾不孕。为免绝后，73岁与家中一婢女相好，即幸婢。婢产子后，恶妾趁刘岌不在家，使人将婴儿弃于野外，刘返家，妾谎称死胎。刘岌退休后回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故乡养老，无意中得知婢生子被弃后又被人抱养的实情，急派仆人携银百两进京寻找，经曲曲折折，总算找回小儿，已80岁的刘岌才继了后。
这个故事说明，在明朝，婢生子与生父（家族）的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从分家析产的律令也可看出），只要生父认了就可归宗。相比之一下，若是认养奸生子就很麻烦了，光是确认生父就是很复杂、但不一定有结果的过程。
徐霞客的后人中，徐屺、徐岘是妻生子，徐节妇、徐岣是妾生子，李寄的身份是婢生子。身份虽不同，但法律上的地位或待遇是一样的。
李寄之名，必是徐霞客所起，意思很明白：此子是徐家血脉，只是暂时寄养在李家。
李寄甫一懂事，周氏即告之身世于他。徐霞客更是望子心切，李寄稍长[或在养父去世后]，便让他认祖归宗。这种安排应该不止一次，但至徐霞客去世仍未成功，把他人生中最大的羞愧和遗憾带进了黄土。李寄为自己起字为“介立”，就有一个介两姓而立的意思，归宗复姓，也是他的心愿。但史料载，李寄“少长，欲旋里，族勿能收”[《李介立先生小传》·徐镇]。
李寄归宗，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障碍，生父徐霞客又是急不可耐；“性素颖异，少负奇才”的李寄归宗，必给徐门增光添彩，族人也是求之不得的。说“族勿能收”，只能有一种解释：罗氏的百般阻碍。因为李寄若归宗，周氏必随同返回，这是罗氏决不能接受的。
罗氏一阻徐霞客收房，二强嫁周氏，三阻李寄归宗，皆是无情无义无理之事，却能次次得逞，她为何有如此能量呢？这是个迷。
徐霞客逝世时，李寄已22岁，从此就断绝了归宗的念头。进入老年时，有好友多次厉言劝说李寄复徐姓，但终未使李寄更改初衷。
李寄没有归宗复姓，一生坚持姓“李”、名“寄”、字“介立”，可说明一种情况：养父生前对他不薄，他是感恩养父的养育之情的。否则，不能复徐姓，也会随母姓，改为周寄、周介立。
李寄在徐霞客四子中，得父亲遗传基因最多：“声容举止甚似其翁。不特貌似而已，即性情无不似者……霞客之所长，而足下克继其绪者也” [《劝友徐介立复姓书》·沙张白]；“乡人咸称其有父风” [徐镇]。
纵观李寄一生所作所为、所经所历，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复徐姓，但在情感里自幼即已“认祖”。若说徐霞客是江阴徐氏宗族荣耀的顶峰，那么，李寄则是徐门“南州高士之风”的绝唱。
此文主要参考书籍：《重编徐霞客年谱》·吕锡生，持为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