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经、唐寅科场“舞弊”案探究
马渭源 车云飞
徐经、唐寅科场“舞弊”案发生到现在为止已有500多年，但有关这个案件的真相却在今日人们眼里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有人说：徐经、唐寅在会试时作弊了，所以后来遭受处置，也是罪有应得。这一种说法在普罗大众和青少年中流传最广，今摘取网上一文《徐经作弊，唐伯虎躺枪，有时候自信加才华的等于失败》中所直接引用《明朝那些事儿》的说法：“徐经买了考题，程敏政的仆人卖了考题，程敏政负有领导责任……唐寅做出了那道题，并且认为别人做不出来，因而口出狂言，不幸命中。程敏政事先与唐寅会面，并给了他考试的题目。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大家自己做主吧。注：不要问我，题目虽然是我出的，但我没有标准答案。不管有多复杂，这件案子总归结案了，案中的两个倒霉鬼和一个幸运儿就此各奔东西。倒霉的是程敏政和唐寅，一个好好的考官，三品大员，被迫拿了养老金退休回家。另一个才华横溢的天才，闭着眼睛写也能中进士的人，得了个不得为官的处分。而那个幸运儿就是徐经，这位仁兄虽然也背了个处分，却实在是个走运的人……”（网上“新浪博客”文，360个人图书馆中还有更为不着边际的戏说与描述）笔者孤陋寡闻，就不知道这些乌七八糟又令人喷饭的说法到底有着何等样的史实依据？
与上述这种说法相对，还有一些人认为：徐经、唐寅根本就没作弊，不巧的是他们无意间卷入了朝廷大臣的争斗漩涡之中，懵懵懂懂地充当了政治场上斗争的牺牲品。（详见网上文章《唐伯虎和这个江阴人一起进京赶考，为何却双双断了科举仕途？》，载江阴史志办《江阴记事》）那么徐经、唐寅科场“舞弊”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呢？为何历时500余年了人们还为此争论不休呢？在笔者看来，要想探究历史迷案就必须首先要从案件的主人公自身历史以及与案件相关的正史文献记载考察入手，或许还能找到历史真相。
徐经，南直隶江阴梧塍里人，明代大地理学家徐霞客的高祖。徐家世代为富翁，又是耕读之家。据说天顺年间徐家有个叫徐泰的中过顺天乡试解元，加上家族里又有“万卷楼”，收有从宋、元两代兵荒马乱中幸存下业的古文献，故而徐经从小就有着优越的学习条件和追慕偶像，（【明】钱福：《《万卷楼记》》）加上自身天赋也不错，所以他在弘治前期应天府乡试中考中了举人。按照当时科场士子的普遍做法，中举后一般还得要上京城去参加会试和殿试，也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在朝廷内外出任重要官职的基本资格，否则就只能进入教职或杂流行列。而当年的徐经就是这样怀有对未来无限美好遐想的一代有志者，于弘治十二年与苏州士子唐寅等结伴来到京城，准备参加会试。
唐寅，字伯虎，苏州人，与祝允明、徐祯卿和文征明齐名，号为“吴中四才子”（《明史·文苑二·徐祯卿传》卷286）。少时唐寅因为天赋甚好，“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这在传统社会里可不是什么好事，祝允明见之多加规劝，唐寅因此而有所醒悟，“乃闭户浃岁”，苦读一番，遂于弘治十一年秋季上南京参加乡试。（《明史·文苑二·唐寅传》卷286）那一年来南京主持乡试的是一个名叫梁储的文臣，他在阅卷时读到了唐寅的文章，连连称奇，遂取其为第一名，唐寅的“唐解元”之名由此而来。而梁储在回京后又将唐寅的奇文“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明孝宗实录》卷139，《明史·文苑二·唐寅传》卷286）
一转眼就到了会试时间了，也就是弘治十二年（1499）春，唐寅和徐经等一同赴京赶考。而就在参加考试前，他俩做了一生为此付出代价的事情。按照当时的时兴做法，晚辈士子常常要拜访有名望的前辈学者，或向其请教，或向其乞文，这样做的目的一来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声望，二来也是为了以后仕途上多有照应，成化之后在党争愈演愈烈的情势下像这样的拜谒请教之事实在是算不上什么。据说徐经和唐寅两人因仰慕当时的文化大名人、副主考官程敏政（《明史》中说程敏政为会试总裁，非也。《明孝宗实录》记载该年会试主考官是李东阳，副主考是程敏政，笔者特注）之学问，竟没做很多的思考就去程府拜谒求教了，其间也谈到了此次会试可能要考到的题目。事后徐、唐两人又拟作文章，到处张扬。谁曾想到，会试一结束，户科给事中华昹立即上奏，说：“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公道所在赖此一途。今年会试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容？臣待罪言职，有此风闻，愿陛下特敕礼部，场中朱卷凡经程敏政看者，许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公为去取，俾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明孝宗实录》卷147）
弘治帝接奏后命令礼部议处以闻。礼部官随即上言：“（华）昹必有所闻，故陈此奏，但恐风闻之事，犹或未真。况未经开榜，不知所指实之人曾取中否？乞如所奏行，令李东阳会同《五经》同考试官，将场中朱卷凡经程敏政看中者，重加翻阅，从公去取，以息物议。”（《明孝宗实录》卷147）明孝宗依之。
数日后，会试录取工作结束，主考官大学士李东阳等上奏说：“日者给事中华昹劾学士程敏政私漏题目于徐经、唐寅，礼部移文臣等重加翻阅去取，其时考校已定，按弥封号籍，二卷俱不在取中正榜之数，有同考官批语可验。臣复会同《五经》诸同考连日再阅，定取正榜三百卷，会外帘比号、拆名，今事已竣，谨具以闻。”（《明孝宗实录》卷148）
从李东阳这份上奏来看，他属于骑墙派。于是有关徐经和唐寅到底有没有买题之纠查一事，被扔回给了主管科举考试衙门——礼部。这时礼部尚书徐琼出来说：“阅卷和录取都是内帘官主管的事情，礼部无从定夺，还是“仍移原考试官径自具奏别白是非，以息横议。”明孝宗不笨，当然明白两位大臣的话中话，说白了谁也不愿意担责任，于是皇帝下令：“将华昹、徐经、唐寅执送锦衣卫镇抚司，一一鞫问，不许徇情。”（《明孝宗实录》卷148）。
弘治十二年（1499）六月初一日，由都察院都御史闵圭主持，在午门前进行人、物置对和核实，被指称为卖题者的程敏政当即表示不服，而所谓的买题者徐经和唐寅也连连喊冤。闵珪为此不敢结案，遂上请会合“多官共治”。明孝宗说：“不必会官，第从公讯。”而就在这次复讯拷问中，徐经翻供了，说：来京之时，因“慕敏政学问，以币求从学问，讲及三场题可出者，经因与唐寅拟作文字，致扬于外。会敏政主试，所出题有尝所言及者，故人疑其买题。而（华）昹遂指之，实未尝赂敏政，前惧拷治，故自诬服。”（《明孝宗实录》卷151）都御史闵圭随即以此结案并拟判：程敏政、徐经和唐寅各赎徒，华昹等奏劾不实，也赎杖，“且劾敏政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遍招物议，及昹言事不察实，经、寅等夤缘求进之罪。”可弘治帝对此审讯与判决皆不满，让闵珪等再核实。最后朝廷御裁：程敏政致仕，华昶外调南京太仆寺任主簿，徐经和唐寅赎罪，结束后“送礼部奏处，皆黜充吏役。”（《明孝宗实录》卷151）
皇帝御裁下达后的第四天，这场所谓的科场舞弊案涉案的第一号大人物程敏政“以瘫毒不治而卒”，时人闻之，莫不叹息。那么程敏政到底是个怎么的人？他究竟有没有卖题？
程敏政，休宁人，南京兵部尚书程信之子，“十岁侍父官四川，巡抚罗绮以神童荐。英宗召试，悦之，诏读书翰林院，给廪馔。学士李贤、彭时咸爱重之，贤以女妻焉。成化二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历左谕德，直讲东宫。翰林中，学问该博称敏政，文章古雅称李东阳，性行真纯称陈音，各为一时冠。孝宗嗣位，以宫僚恩擢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直经筵。”（《明史·文苑二·程敏政传》卷186）
因为是天顺朝内阁首席辅臣李贤的女婿，又因为当过朱祐樘东宫时代的老师，程敏政“才高负文学，常俯视侪偶，颇为人所疾。”（《明史·文苑二·程敏政传》卷186）早在弘治元年（1488）时，监察御史王嵩等就曾奏劾程敏政“奸叔之妾，至生一女，夺弟之官，致死非命，及与乐妇通奸，教以诗书，贪淫无耻。”明孝宗见到程老师被人奏劾成这样，也没法保他了，遂令他致仕。（《明孝宗实录》卷19）大概要过了五年即到了弘治五年（1492）十月时，皇帝朱祐樘又起复程敏政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明孝宗实录》卷68）要说经过一番挫折的程敏政应该有所变化？不，他那骨子里头的持才傲物劲一点也没变，据说他曾写诗：“江山何日许重来？白骨青林事可哀。吾党莫言清梦返，海东东更有蓬莱。”又云：“斯文古今一堪哀，道学真传已作灰。鸿雁未高罗网合，麒麟偶见信时猜。迅雷不启金縢惑，紫电谁怜武库才？于此可知同气数，浑沦来往共盈亏。”有好事者在诗下署名“予篁墩（程敏政祖地名，笔者注）学士也”，大家一看便知程学士的“拂郁不平之气”依在。（【明】陈洪谟：《治世余闻》卷2）而程敏政对于自己为人处世之失却还浑然不悟，反“以少年擅文名，以文学跻侍从，自是以往名位将不求而自至，乃外附权贵，内结奥援，急于进取之心，恒汲汲然，士夫多有议之者。”（《明孝宗实录》卷151）
就在这些非议程敏政的人当中有个叫傅瀚的十分阴险，傅瀚也是朱祐樘东宫时代的老师，弘治登基后，他先被擢升为太常寺少卿、太常寺卿兼侍读学士，后又晋为礼部左右侍郎和礼部尚书。不过傅瀚对此还不满意，他一直想入阁，就如当年吏部尚书王恕一般想法，可人家王恕为人正派，而傅瀚却是个十足的阴谋家和无耻小人。当时的情况摆在那里，皇帝朱祐樘重用的是他的另外两个老师刘健、李东阳，刘、李要是不离阁，傅瀚入阁愿望再强烈，一切都是白搭，那怎么办？傅瀚找到同乡监生江瑢，教唆他奏劾刘、李两阁老。但也不知怎么的走漏了消息，事情没办成。傅瀚发现情势不对劲，立即露出了小人嘴脸，四处妄语：与监生江瑢平时关系最好的是程敏政，并说江瑢的上奏之词决非是一个监生所能写得出来的，且还说程敏政想当内阁阁臣都快要想疯了。这些话传开来，内阁大佬刘健和李东阳听了怎么会对程敏政有什么好印象呢？“敏政之狱自是始矣。”（《明孝宗实录》卷184）
再说程敏政被诬陷猝死后，造孽者傅瀚的心理开始慌了起来，就连他的家人也不得宁心。据说有一天清晨，傅家人看见程敏政鬼影进入了傅瀚的卧室，“又数见怪异”，傅瀚“因忧悸成疾”，一年后一命呜呼。由此反观所谓的唐寅、徐经和程敏政科场舞弊案发，“是时刘健当国，既偏溺于恚怒，莫之能辩，适大学士谢迁又素憾敏政，尝发其交通太监李广营谋入阁之私，而谕德王华亦衔敏政，尝扬其主考卖题事，又都御史闵圭与迁、华皆同乡，乃嘱圭及科道数辈内外并力，交攻罗织成狱。而华昶之甘心鹰犬者，又不足责也。顾当时刘健、谢迁徒知杀人灭口以避祸，曾不思亏损国体、沦丧士气，以玷科日，其为盛时风化之累，有非细故者比。此皆始于（傅）瀚争夺名位一念之私以误之也”（《明孝宗实录》卷184）。
要说弘治朝的这个所谓的科场舞弊案中最冤的可能还要数唐寅和徐经，案件了结后他们出狱回到南方家乡，因耻于为吏，两人皆未上任。唐寅“归家益放浪”，“筑室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明史·文苑二·唐寅传》卷286）
其实整个案件中还有一些冤大头，即华昶为代表的一批言官。左都御史闵圭和刑部尚书白昂在审理这场所谓的科场舞弊案时曾遵照廷审的惯例，通知六科言官一起参与。吏科都给事中魏玒、工科都给事中林廷玉、兵科都给事中于宣、刑科左给事中王洧、户科左给事中胡易等想都没想就去参与会审、鞫问案件了。而就在鞫问华昶时，因他上言奏劾为风闻之事，没有充分的证据，所以会审一开始他就陷入了理屈词穷的境地。这时都给事中魏玒和林廷玉等及时出来为窘迫的同事打圆场。哪想得在旁“坐听”的东厂特务随后将之告到皇帝那里，说六科言官魏玒等为华昶同僚，理应回避审案，但没有做到。非但如此，他们还干预鞫问。乞请皇帝治他们的罪。明孝宗听后马上下令，将言官魏玒等交与锦衣卫镇抚司推问，词连御史王恩、王鼎等人。刑部尚书白昂等看到情势不好，事由己出，当即具疏请罪。弘治帝下令对他们罚俸二月。案件了结后，华昶外调，魏玒、于宣、王洧、胡易等言官“俱赎杖并恩、鼎各还职”，林廷玉“以越众出言，降一级，调外任，为海州判官。”（《明孝宗实录》卷151）
按理说至此为止，所谓的徐经、唐寅科场“舞弊”案已经大致搞清楚了，或者说在弘治时代是没有什么大疑问的。但问题后来出在唐寅的同乡“朋友”身上。有个苏州府人叫都元敬的，“亦负博洽名，素与唐（寅）善”，但心高气傲的唐寅却一直看不大起他，遂使他“每怀报复”（【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士人》卷23）。恰巧所谓的科场“舞弊案”爆出，都元敬听后顿时幸灾乐祸，逢人便说唐寅、徐经从副主考官程敏政那里买题，考试作弊。唐寅在科场案处置完后回到苏州，听到传言，也明白究竟是谁在暗中捣的鬼，当即发誓再不与都元敬有半点接触和往来。但人品低下的都元敬岂肯善罢甘休，时不时地溜到唐家周围，窥视唐大才子的行踪。有一天，他发现唐寅在家中小楼独居，便偷偷走了过去，随后蹑手蹑脚地爬上小楼的屋檐，探头张望，想看看唐寅一个人到底在干什么，哪想到，小楼里的唐寅突然扭过头来，都元敬当即惊慌失措，“从檐跃下，坠地几死，自是遂绝，以至终身”（【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士人》卷23）。
唐、都之间的交往从此彻底断绝了，但有关唐寅、徐经科场“舞弊”的传闻却并没有随着两人绝交而中止。相反，经由都元敬等人的渲染，它一直在流传着，并随之演绎出多个版本，直至明末。清初朝廷开设明史馆，编撰《明史》，但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这部《明史》编了将近一百年，一直编到乾隆时代才告竣。按理说，一部编了一百来年的书应该是极其严谨的，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编撰者换了一茬又一茬，加上参编者人数奇多，水平参差不齐，在史料裁取过程中运用的标准又不一，终使该书讹误多多，甚至还有很多地方出现前后矛盾。譬如在唐寅、徐经科场案的定性问题上，一会儿说这是一起舞弊案。《明史》中《唐寅传》曾这样说道：“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明史·文苑二·唐寅传》卷286）但另一会儿又说唐寅、徐经在科考中并没有舞弊，在《明史》中《程敏政传》曾这样说道：“（弘治）十二年（程敏政）与李东阳主会试，举人徐经、唐寅预作文，与试题合。给事中华昶劾敏政鬻题，时榜未发，诏敏政毋阅卷，其所录者令东阳会同考官覆校。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东阳以闻，言者犹不已。敏政、昶、经、寅俱下狱，坐经尝贽见敏政，寅尝从敏政乞文，黜为吏”（《明史·文苑二·程敏政传》卷286）。
倘若我们将上述《明史》中的两种说法与《明实录》所载做个对比的话，就会发现：这后一种叙述似乎更正确些。可令人遗憾的是，今人在研究或重新阐述唐寅、徐经科场案时往往只看《明史》，不查卷轶浩繁的《明实录》，故而使得该案在历时500多年后反而又变成了一起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案了。
（2019.06.07 第4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