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吴地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顾祖禹比较刍议
杭建伟
摘要:文章就明清吴地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和顾祖禹成长的环境、生平事迹、学术成就等方面进行比较,认为他们那种爱国情怀、不畏艰险、躬亲实践、科学求真、甘于寂寞、执着追求的优秀品格，值得我们吴地后人弘扬广大。
关键词:明清;吴文化;地理学家;徐霞客;顾祖禹
徐霞客（1587—1641）和顾祖禹（1631—1692）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地理学家。他们生活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吴地，用毕生心血分别写就了《徐霞客游记》和《读史方舆纪要》这两部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巨著。对徐霞客和顾祖禹这两位吴地杰出文化名人进行比较研究，对弘扬吴文化精神、继承乡贤优秀品德、倡导学术求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徐霞客和顾祖禹成长的环境、生平事迹、学术成就等进行简要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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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顾有着共同的吴文化背景，家学渊源，具有爱国家风
徐霞客和顾祖禹之所以能成为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和他们出身在江南吴地有很大关系，他们有着共同的吴文化背景。吴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具有鲜明江南特色的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分支。吴文化以其务实进取、开放兼容、开拓创新、崇文重教、尚德向善、精巧雅致等精神特质，在悠久浩博的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呈现鲜明的区域个性和独特魅力，是锦绣江南的灵魂，成为吴地后来居上、生机勃发的精神之源。地处江南的吴地自宋以来尤其是南宋以来，经济富庶，人文荟萃，所谓“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笔者在《吴地人才特色简论——兼与湖湘人才的比较》一文中提出，就总体而言，吴地人才主要不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而比较集中在学术、经济和艺术领域即从事人文和科技研究的学术型人才，从事经济和工商发展的经济型人才和从事艺术和工艺的艺术型人才。并从吴地经济和工商业繁荣、吴地秀美的自然环境、吴地“重教尚文”的文化传统等方面进行了原因分析。[1]明清时期吴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大领先全国其它区域，科技文化在医学、农学、地理学、中医学、数学、水利学、建筑、天文等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涌现出徐光启、徐霞客、顾祖禹、吴有性、叶桂、陈潢等著名科学家,使得吴地科技文化在当时整个社会科技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上看出，徐霞客和顾祖禹两位文化名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和明清时期吴地经济文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徐霞客和顾祖禹都出生在文化望族，家学渊源，这对两位杰出文化名人的孕育起着重要的奠基作用。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明末南直隶江阴人，生于明万历十四年（1587），卒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享年56岁。徐家的祖先，自称“南州高士后裔”，是富甲江南的大族，书香门第。徐霞客高祖徐经，对六经、诸子百家很有研究，在江南颇有文名，与吴中唐寅、文征明、祝允明等相互推崇。由于祖上几代人的科场悲剧，使得徐家家道中落，到了父亲徐有勉，不再追求科举功名，母亲也颇有见识，不强迫徐霞客去走科举之路，徐霞客可以凭个人兴趣自由学习。他自幼好学,15岁就读遍祖传绛云楼藏书,特别是《舆地志》、《山海图经》等书籍,可谓痴迷。其同时代的陈函辉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这样写道：“（霞客）特好奇书，侈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每私覆经书下潜玩，神栩栩动。特恐违两尊人意，俯就铅椠，应帜括藻芹之业，雅非其所好。”吴国华在《徐霞客圹志铭》中记他：“磊落英奇，目空万卷，少应试不得志，即肆志玄览，尽发先世藏书，缣缃充栋，叩如探囊，称博雅君子，人能言之也。”这表明徐霞客从小不喜举业，喜欢博览群书，尤其喜欢地理类的奇书。
同时爱国的家风对徐霞客也深有影响。徐家祖上在北宋末年从河南南迁江阴梧塍，“俱誓不仕元”，过着“其居田园，其业诗书”的隐居生活，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高度的民族气节。徐霞客后来结交东林党人士，不畏强暴，表现了崇高的气节，他的“人与梅花一样清”的品格，敢于抛弃功名利禄，有志于从事地理科学考察事业所表现出的强烈爱国情怀，这些都深受徐氏家风的影响。
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明末清初无锡人。据仓修良先生的考证，顾祖禹生于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享年61岁。徐霞客要比顾祖禹早出生44年，顾祖禹12岁时徐霞客去世，徐霞客去世离明亡时间仅 3 年，明亡前13年顾祖禹出世，徐霞客是顾祖禹的前辈学者。
自魏晋以来,顾氏即为吴地大姓。顾祖禹父柔谦年轻时入赘常熟谭家，生祖禹。后顾祖禹迁居无锡城东祖居之地宛溪，人称宛溪先生。顾祖禹出身于文化望族,“自两汉以来,称为吴中文献,”“由隋唐以迄两宋,子孙代有名人”,称得上是封建时代中的“书香门第”。他的高祖顾大栋,嘉靖间任光禄丞,是个“好谈边徼利病,跃马游塞上”的人物,与兵部尚书许论关系密切,曾共同合作撰写了专论明代北部边防的《九边图说》一书。他的曾祖顾文耀,在万历年间任光禄大官正时,“奉使九边”,也对边疆的地理形势极为熟悉。回朝后,因“条奏甚悉,天子称善”。至其祖父顾龙章时,因过早去世而家道中落。1644年清军入关,祖禹时年十四,随父遁入深山,“躬耕于虞山之野,久之益穷困”。国破家亡,贫困交加。顾祖禹从小聪明好学，《文献征存录》卷三本传:“祖禹幼慧,父教之读,背诵经史如水。”“稍长,好地理之学,家苦贫,借书于人抄之,久渐通洽。”其交游者有魏禧、彭见望、阎若璩、胡渭、黄仪等。
和徐霞客家族一样，顾祖禹家族祖上也具爱国家风。《方舆纪要·总叙一》：“子孙奉遗命,历元世皆隐居不仕。”至明成化年间又开始任官。顾祖禹父亲“九岁而孤,值家难,益困穷。好读书,卒成诸生,国变后隐遁终身,更名曰隐,字曰耕石。”[2] 顾祖禹早年身遭明朝亡国之痛，秉承父志，不食清禄，隐居乡野，怀故国之思。他授课糊口,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生活,而不肯随波逐流,求名于时。
徐霞客和顾祖禹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其写作背景和动因也是不同的。徐霞客所处的明朝末期，政治黑暗，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和资本主义萌芽出现，部分知识分子逐渐摒弃崇尚空谈，不务实学的程朱理学，开始注重探求与国计民生、与自然界有关的学问，实学思潮兴起。徐霞客即是这类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徐霞客不愿和黑暗同流合污，因而把精力专注于学术研究。在博览群书之余,发现像过去的山经、海记、地志中存在着许多错误,而之所以会有错误存在,是因为以前的作者缺乏实地调查所致,徐霞客于是决心走出书斋,投身自然。他对朋友说:“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从22岁开始他便出外旅行,以实际行动“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进行实地考察。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开始,他游太湖,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因生病返回家乡。其游历时间长达33年,足迹遍及我国现在的江苏、上海、浙江、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等19个省市,共计10万余里。在游览名山大川的同时他还会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每天的地理和人文见闻,写成《徐霞客游记》。
顾祖禹生活的时代和徐霞客有所不同，他经历了明亡清兴的历史大剧变。当时在思想界出现了许多具有唯物主义和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大都反对宋明以来浮夸空谈的不良学风，主张“经世致用”之学。顾祖禹和一批具有卓识远见的知识分子一样，深感于晚明以来文人空言误国的隐痛，大力提倡写文章，做学问，都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不能无补于国计民生，必须做到崇实致用。和顾祖禹差不多同时的顾炎武，足迹几乎遍及北方各地。顾祖禹和他们一样，对野外调查也很注意，他说凡舟车所经之地，“必览城郭， 按山川，……考核异同。”[3]总叙二说明当时经世致用学风对他撰写《纪要》产生了重要影响。
顾祖禹父亲精于史学,“深概科举之学,不足裨益当世”,曾立志将有明一代之历史事迹,总结成书。但书未成即因病去世。他非常痛心明朝“学者,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一旦出而从政,举关河天险委而去之”,以致遭到灭亡。因而他临终时要求顾祖禹要在“先代所著述”的基础上,“网罗旧典,发舒志章”,撰写一部比《明一统志》更实用的历史地理专著,对“古今战守攻取之要”,尽可能详备,以为反清复明事业作些贡献。父亲的遗志,个人的意愿加以祖先重视边疆地理的家学渊源决定了顾祖禹一生的治学方向。他抱着反清复明的愿望,在其先辈研究边防和军事地理的基础上,阅览群书,尤其是正史和方志,考证史事;跋山涉水,实地考察,从29岁时起,直到临终止,历30余年，“穷年累月,矻矻不休”，呕心沥血撰成《纪要》。他说：“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之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之， 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致于死地也”[3]总 叙 三，其书顾名思义就是为读史写的地理书，他要用“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其间大经大猷，创守之规，再造之绩，孰合孰分，谁强谁弱，帝王卿相之谟谋，奸雄权术之拟议，以迄师儒韦布之所论列，无不备载”[3]凡例，这也反映出作者“著述本意，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序所言，深有隐痛焉”。可见顾祖禹是怀有明确宗旨和无限隐痛来编撰《纪要》的。
科学在于求真。徐霞客和顾祖禹作为著名的科学家，他们都有科学求真的高贵品质，这种科学求真精神在学风浮躁和学术造假横行其道的当下显得尤为可贵。
钱谦益说《徐霞客游记》是“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我们固然可以把游记当做文学作品来读，但它的“真文字”体现了它又是一部严谨的科学作品。清代学者潘耒在《徐霞客游记序》中说,霞客每至一地,“先审视山脉如何来去,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他为了纠正“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籍所蒙”及《大明一统志》的错误,不是亲临考察,就是访问当地人民,历尽了千辛万苦。他经过考察,结合文献记载,还写了著名的《溯江纪源》(一名《江源考》),最大的贡献,是纠正了自《禹贡》“岷山导江”以来两千多年长江正源是岷江的错误说法,理直气壮的主张“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首次正式提出金沙江为长江的正源，在地理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此外,霞客在西游前,游黄山和庐山时,指出莲花峰和汉阳峰为黄山和庐山的最高峰,又指出黄山主峰乃长江支流青弋江上流诸源的分水岭。[4]徐霞客通过长期游历考察身临其境从而获得第一手科研资料，所谓“驰骛数万里,踯躅三十年。”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说:“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十七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部二十世纪的野外勘察记录。”给予了徐霞客很高的评价。
顾祖禹对编撰《纪要》一丝不苟，对史料有错必纠。为了编写此书，顾祖禹也进行了一些实地考察，但和徐霞客比到过的地方显然要少很多。只是“间有涉历，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羁旅之次，不获放旷优游，博观广询。”[3]总叙二原因主要是顾祖禹家境贫寒，没有足够的游资，而且要授课糊口，没有多少闲暇时间。不像徐霞客无需为生计所累，有祖上留下的家产作为出游的经济保障。顾祖禹编撰《纪要》主要依靠在书斋内收集整理资料，进行严密考订。由于他治学严谨，所用材料皆经过反复选择和仔细审订，因而准确性较高，错误较少。韩子儒家居云南，出入黔蜀间20余年，熟知其中山川道里，而顾祖禹闭户宛溪，足不出吴会，其所举黔蜀地名，所论攻守奇正，即使荒辟幽仄之处，也犹如亲历其地，韩子儒读《纪要》后，大为敬佩。该书纠正史书中沿袭相传的错误较多，如西汉长安西南的昆明池，本来是仿照昆明国洱海开凿的，晋代臣瓒在《汉书音义》中将洱海误作滇池，此后以讹传讹，误传1000多年，直到顾祖禹写《纪要》，才将二者关系搞清楚。[5]它的许多研究成果，曾被《清一统志》所采用。
《徐霞客游记》现存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篇章，共60余万字，被称为“百科全书”式著作。以日记体例记录考察见闻，内容广博，体现了“全”和“散”的特点。游记既有对山川河流渊源、地形地貌特征的考察,又有对岩石洞穴、奇峰瀑布的探索;既有对各种矿产、手工业、农业乃至城市建制、风土人情、民俗状况的记载,又有对各种动植物品种的比较。同时,书中还对当时处于边陲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状况有所记载。全书内容涉及地貌、地质、水文、气候、动植物、历史地理、经济地理、城镇聚落、民族风俗等,其中以地貌、水文、植物内容居多。
《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通古今的军事地理专著，130卷，280万字，体现“专”和“精”的特点。《自序》云:“禹之为是书也,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河渠沟洫足备式遏,关隘尤重,则增入之。朝贡四夷诸蛮严别内外,风土嗜好则详载之。山川设险所以守国,游观诗赋何与人事,则汰去之。”《纪要》前123卷叙述历代州域形势,以明末清初的行政区划,分述各省、府、州、县的疆域沿革、山川形势、城市集镇、关塞险隘、津梁道路等。后6卷叙述川渎异同。最后一卷讲分野,及黄河、海运、漕运分图它选取材料与一般地志不同,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而游观诗词则大多删去。它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另外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始终贯穿着天险地利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的正确思想。
（四）都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
《徐霞客游记》被称为“千古奇书”，其卓越学术成就，论者已很多。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了丰富的地理、水文、气象、动植物、民俗、政区、交通、工商业、农业、宗教等方面内容,可谓百科齐全。这是一部相当完整的世界最早的关于岩溶地貌学和洞穴学的科学文献,反映了当时世界的最先进水平。徐霞客则是世界最早的伟大的岩溶学家和洞穴学家。同时,《徐霞客游记》本身也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游记名著，被称为“古今纪游第一”(潘耒）。《游记》在研究明清历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它被收入四库全书的主要原因。《游记》的主体是一部历史自然地理著作，是旅游、考察的指南读物，对今天商业旅游开发仍将产生着重要影响。
《读史方舆纪要》也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明末清初，是地理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出现了一批能够通达古今之变,为政事、为军事、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重要著作。侯仁之先生在回顾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时,曾经指出:“其中比较晚出而有代表性的系统著作,当推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6]《读史方舆纪要》原名《十一史方舆纪要》被誉为“千古绝作”、“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是研究中国军事史、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纪要》综记“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具有浓厚的历史军事地理学特色,其核心在于阐明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长期以来,《纪要》由于内容专精、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严密不但胜于唐代成书的《和郡县图志》、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而且超越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即便是与清代历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相比,也是各有千秋,毫不逊色。它虽没有一般地志上必有之名胜、景观、人物、词赋之类，但此书超出了前此所有地理著作限于沿革地理的发展水平，已具有探索地理形势发展规律的某些特点，它同稍前开始探索岩溶地貌规律的《徐霞客游记》一起，成为推动我国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开拓性撰著。[7] 直到如今,仍旧是历史地理学者乃至研究历史、经济、军事的学者们必读的重要参考书。魏僖亦盛赞此奇书是“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以其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三大奇书。汪士铎称此书“为地理学空前绝后之作，可与郦氏称二大家。”江藩认为：“读其书可以不出户牖而周知天下之形胜，为地理之学者，莫之或先焉。”[8]
三、结语
徐霞客和顾祖禹作为吴地杰出文化名人，著名地理学家，两人在丰厚的吴文化土壤上成长，靠一己之力撰写成文化巨著，而他们的出现又丰富了吴文化的精神和内涵。徐、顾不追求科举功名，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千辛万苦，上下求索，最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珍品。他们那种爱国情怀、不畏艰险、躬亲实践、科学求真、甘于寂寞、执着追求的优秀品格，值得我们吴地后人弘扬广大。
[参考文献]
[1]杭建伟. 吴地人才特色简论——兼与湖湘人才的比较[A]，王立人.吴文化与区域发展[C]，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2]夏定域. 顾祖禹年谱（上）[J]，文献，1989（1）:145-155.
[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吴应寿.徐霞客游记导读[M],北京: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5]赵荣，杨正泰.中国地理学史（清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6]侯仁之.《历史地理》发刊词[J],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
[7]兰永海.论常璩、徐弘祖、顾祖禹历史地理学成就之异同[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19-123.
[8]（清）江藩汉学师承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作者简介]杭建伟，江阴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室主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