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梧塍徐氏的懿行善举之三:
造福乡梓 修建桥梁
刘徐昌
俗话说,“修桥铺路是好事”，意为修桥铺路是做善事，是积德之事。可是，在古代要修造一座桥梁谈何容易？要花费多少精力？花费多少资金？所以，一般建桥之事，大多是集体捐资所为，而梧塍徐氏的建桥，绝大多数是独力所为。而且不是建造一座二座。有的一人一生就建了五座桥。徐氏一门总共建了21座桥，由此看来，其积仁积德，何其之大！
要讲徐氏建桥，先要考证一下徐南、徐州、徐高三人为何许人也？因为江阴明、清两朝县志在记载桥梁史时，往往就写到此三人。其实这三人就是徐忞、徐悆、徐應三兄弟。因为徐忞字景南，徐悆字景州，徐應字景高,古人一般为了表示对人尊敬，只称其字而不称名。这里是字也不用全称，而只用其中一字，即“南”、“州”、“高”了。我这样说法的依据有当时人刘铉写的《敕书楼赞》在。其文曰：“南既承命，思所以崇奉而盛护之。……南为此，盖推其余以周人之乏，岂敢籍以自夸哉”这文中的“南”就是指徐景南。由此可知“州、高”即徐景州、徐景了。
徐氏建桥先从徐景南说起，他一人一生就造了五座桥，即东望桥、茂墅桥、黄墅桥、直塘桥、寒塘桥。东望桥，“旧名铺路桥，正统间（1436—1449）义官徐南重建。嘉靖十年（1531）修建改今名。”（《崇祯江阴志》，以后凡不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此志），这东望桥就是现今江阴南门外的铺（埠）路桥，它竖跨应天河。其名也有反复，先称铺路桥，嘉靖十年修建后，改为东望桥，大概后来又恢复了旧名，称铺路桥。它是江阴南面百姓进城的必经之桥。茂墅桥“四河口，旧名景家桥，亦名毛墅。嘉靖八年（1529）徐南木建。万历乙卯（1615），陈大智捐资石建。”茂墅桥在原长寿镇东北,它横跨于应天河上。”这里记载有误。“嘉靖八年”应为天顺八年（1464）。因为徐景南逝世于成化乙末（1475），所以，他不可能于“嘉靖八年（1529）”建桥了。县志一般来说是可信的，但它也有错误，如这本《崇祯志》在记载徐洽建造前马桥时，将它误记为“嘉靖十八年（1539）”，而其实是“十五年（1536）”（详见后文）。黄墅桥，“在长寿乡，正统间义民徐南石建。”直塘桥，“西顺乡，义民徐南重建”。《光绪志》也有关于此桥的记载：“祝塘市西，又名颜家桥。孔尚存，徐南重建。”寒塘桥，“昭闻乡，东花山，义官徐南石建。”此桥原在现云亭街道的蔡村西北，竖跨烧香浜（此浜后开白屈港时被改）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尚存。笔者七十年代曾经过此桥，不过它已是座木桥了。很高，是云亭西面及长寿西北面行人上城的必经之桥。
徐景州建了两座桥。八字桥，“一名跨塘桥，正统间里人徐州建。”马鞍桥，“景泰间（1450—1456）义官徐州重建。”
徐景高建了三座桥。长寿桥“宋名，在长寿市中，景泰间义官徐高重建。崇祯十年（1637），知县冯士仁命里民李问政捐资石建。”宦家桥，“在云亭桥东，明景泰间义官徐高建。今废。”（《乾隆江阴县志》），此桥应在今云亭三河口桥与云亭桥之间。澄江桥，“社稷坛西，经□，天顺四年（1460）知县周斌命义官徐高石建。”看来此桥造在江阴城里了。
以上弟兄三人自正统、景泰、天顺三个皇帝当政期间，即1436年至1464年，短短的28年间，就建造了10座桥，真是了不起！志书的作者给他们都加一“义”字，实为正确！
徐颐（1422—1483）字惟正，号一庵，徐景南长子。他建了一座桥——永安桥“成化十六年（1480）石建。”年近花甲，不忘为民办实事，精神可嘉。
徐泰，（1429—1479），字维进，号生向。徐景南次子，徐颐之弟。他是景泰丙子（1456）北闱解元，即是顺天府乡试解元。那年，江南乡试的解元也是江阴人，名叫吴启，这就是“一秋两解元”，在江阴的科举史上传为佳话。徐泰最高的官做到荆门太守。他一生建了两座桥，一是胡庄桥，“景泰间，石建。”二是马镇大桥，“在金凤乡，景泰间，石建。”据《乾隆志》载，这座大桥到了万历年间，经历150年，大概有些损坏，徐家后人即徐霞客之第二个叔叔徐有登重新给以修缮了一下，前代建桥，后代修桥，代代传承，实为美事。
徐洽（1493—1556），字敏修，一字纪中，号梧塍。徐经长子。他建了一座桥，筑塘（即祝塘）桥，“嘉靖十九（1540），石建”，这筑塘桥，先由徐景州长子徐震于天顺二年（1458）于原址东一里许改建。后由徐洽石建。志书称他俩人均为“义官”。徐复，徐景州之次之，建了一座冯塘桥，“跨冯塘河，里人徐复建。”
徐震、徐复的堂兄弟徐鼎、徐豫，即徐景高的第二、第三子，他们弟兄俩发扬父亲乐为百姓做好事的优良传统，在江阴城里造了一座文亨桥。此桥的位置就在现在人民中路步行街华联商厦东北、一棵高大的香樟树东南约二三十米处。据老人回忆，他年幼时经常来往于此桥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人民路改造时，才将此石桥拆毁。县志载曰：“察院南，弘治十年（1469），知县黄傅以官师生俦往来学官，阻河不便，里人徐豫撤屋议址建桥，曰‘文亨’。豫兄徐鼎让曰：‘甃路广一丈，长八十三丈五尺，曰“鸿渐街。”’黄侯称右文而世儒，故勇于义。”从此条记载看，此桥在察院南，建于弘治十年（1469），存世有490年。是当时的小黄知县（因他到江阴任知县时只有19岁），因为江阴的官员，生员往来不便而与徐豫（1449—1516字维顺，号卓轩）商量，能否在河上造座桥。徐豫当即慷慨答应，并与兄徐鼎商议。桥址最好就选在自己居住的房子底下。为了造桥，就将住房拆去。因为此桥就是为了方便官员与秀才们往来于察院、学宫的，为了祝他的文运亨通，其桥就命名为“文亨桥”吧。桥下的路有一丈宽，83.5丈长，街名曰“鸿渐街”。桥落成后，小黄知县称赞说：“徐家是文化世家，时代儒籍，所以他们能积极地为人们做好事，他们真是个仁义之家。”
徐宏祚（1566—1641）字正初，他是徐霞客的哥哥。他建了座胜塘桥，“马镇北，崇祯间（1628—1644）徐宏祚建。”（《光绪志》）。徐明钦建了一座后塍桥。“在谢园镇，国初，徐明钦自梧塍迁此，建桥。因名。”（《乾隆志》）。此桥为纪念自己的祖居之地，而名命为“后塍桥”，很有意思。徐氏乳母，她建了座阿奶桥。“徐氏乳母嘉靖间捐资石建。”这个奶娘大概受了徐家的影响，也乐于为百姓做建桥之好事。要知道，一个妇道人家，独自捐资建造一座石桥，也很不容易。此桥大概在应天河支流上。因为《乾隆志》对此也有记载：“又河南支流有阿奶桥，明嘉靖间乳媪徐氏捐建。”
以上之桥的建造过程大多没有具体的记载。而徐洽重建前马桥就有一篇《重建前马桥记》，其过程记得较为详细。
徐洽（1479—1564）字恒修，一字悦中，号云岐，徐经次子，仕胪寺主簿。自梧塍析居老旸岐。他重建了一座前马桥。“前马桥，跨璜塘河，嘉靖十八年（1539）（其实是嘉靖十四年，即1535年）里人徐洽石建。”徐洽在《重建前马桥记》中说，前马桥早已有之，而且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后来由于时间久远而倒塌掉了，所以南北往来之人只能摆渡而过。可是如果遇到下雪，下雨，或者是夜晚、大冷天过河摆渡就更加困难了。再加上河面较阔，所以一二年就要出事故，渡船倾覆，渡人溺水而死。更要命的是桥虽倒塌，原来的石桥墩仍在河中心，水浅时残桥墩刚露出水面，春夏之交发大水，残桥墩淹没水中，白茫茫一片，再有经验的摆渡老大也无法识别其址，所以渡船往往要触碰到残桥墩上而翻船或船撞漏。
正德中期（1513年前后），徐洽从这里摆渡经过时，就立志想为民办件实事，重建一座石桥。但因河面开阔,水势较大，施工艰难，而且又很难找到能完成这样浩大工程的能工巧匠。况且还要筑堤坝、戽水，而且又不是一天、二天就能够完工的，这样势必要影响水流通畅及行船的问题，所以，每每想要建造却只能无奈作罢。后来有一个浙江来的建桥工匠，他不需建坝戽水，就可建桥施工，他能在水中布桩。只花了三个月的准备期，就正式开始动工。其役始于乙未（嘉靖十四年，1535年）九月，成于丙申（嘉靖十五年，1536年）之七月。前后共花了11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从《记》中所言看，这前马桥应是三孔石拱桥。因为它“周圆而平覆者如规如准”、“三梁之”，也就说其三孔拱形“周圆如规”，桥面又平覆标准，可以想见此桥既高大又雄伟，三孔倒影水中如“长虹卧波”，甚为壮观。桥上行人步行而过，桥下舟楫任意东西，流水汤汤，不淹不溢，造福无锡、江阴两县百姓。风水先生看后说：“（此桥）北自寿溪，东自石堰，于水法为利，而卑（低洼）下之道且得免于水患焉。”
从上可知，梧塍徐氏自明朝正统年间到清朝初期共建了21座桥，200多年间6代人中共有14人参加了江阴的建桥事业，况且他们大都是独力捐资而为。他们或父子相传，或兄弟共事，或祖孙相承，或先祖建桥，后辈修理，为民造福，乐此不疲，其精神之伟大，在江阴的历史上实为罕见。
大文学家苏东坡在《三槐堂铭》一文中，据他对王氏先祖王祜的品德和功业而推断曰：“仁者，天之果可必也。”意思是说，仁义之家，天道是一定会给予应有的报酬的。这种因果报应的观点，在古代是相当的盛行，而现代人来说已是相当的淡漠了。尽管如此，笔者仍想相应地引伸出一个道理：历代仁义美德形成的优良家风，对整个家族成员的熏陶、化育作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梧塍徐氏一代代所做的懿行善举，诸如捐粮赈灾，建祠敬贤，修建桥梁，无不有意无意地影响徐氏的族人们，让他们起而行之，以做善事为荣。就徐霞客来说，他之所以会成为徐家的振奇士，从徐氏家族大背景下审视之，就是受到了徐氏良好家风的影响。他既是一个受良好家风的影响者，同时也以自己的行动，影响着徐家的下一代，其影响的深远性直至当代！
刘徐昌
附：
重建前马桥记
徐 洽
自邑南至无锡可百里许，古有桥跨黄塘者，适当道之中建。废。凡几桥之最后废也。故老相传将百年于兹。南北往来者必藉舟以济。大雨暝寒欲济尤难，率一二岁有沉溺之患。废址洗入中流，春夏水溢，漫不可识，虽习于舟者经其中，或触而碎，以故水陆皆苦之。
予自正德中过此，恻然，有改建之志。奈以水势、工力颇艰，且莫有能任其事，而筑堤又不免妨舟，每欲发而辄止。然抡材鸠工实未尝忘也。
近始募得浙来匠氏，素擅成梁之技，视巨浸深渊如平陆，然不假堤筑，不烦车戽，而布桩甃石具有法式。其始作也历三月，而无可踰之功。予与众方骇焉，彼固任之不疑。犹幸冬月晴和，工材渐集。既而，横者如槛，直者如壁，周圆而平覆者如规如准，而功渐以告兢。
址之南复如其法，而三梁之以利水道，于是民弗病涉，而舟之行过其中者亦获无虞。堪舆家谓梁此，则北自寿溪，东自石堰于水法为利，而卑下之道且得免于水患焉。其所系盖非细也。
夫此桥用力最难，而今已就绪，则桥之南北大小易梁者，安知其不复古而为吴楚之通衢耶？要（之），不独一邑之利而已。
计其役始于乙末（嘉靖十四年，1535）之九月，成于丙申（嘉靖十五年，1536）之七月。凡用石若干，灰若干，木与铁若干，工役若干，而其他所需不在是记；广若干丈，袤若干丈，高若干丈，两岸堤障修筑者若干丈。予偕刘君某往观厥成，诸子某某从焉。
予因进之曰，兹桥之成也，豫也，亦遇也。时志畜材，而弗获遇工之良而志不定、材不备亦无所用之。天下之事皆然也，尔其志之。
是为记。
录自《乾隆江阴县志》
注：题目为笔者所加。
论梧塍徐氏的懿行善之二:
褒奖忠节 重建祠庙
当代民间许多地方在自筹资金,重建庵堂庙宇,既示宗教信之仰自由，又慰广大佛家信众之心。这些庙宇大多古已有之，只是后来经历沧桑,大多废弃，不过它们在江阴县志中仍留有其名。早在明代，梧塍徐氏曾有两位太学生也创建有二所庵，留名县志。
先是徐忞之孙、徐颐次子徐元寿（1429~1479），字尚德，创建了玉炤庵。《崇祯江阴县志》（后文凡用到江阴县志时一律用《××志》简称）之记曰：“玉炤庵，长寿乡，正德间太学生徐尚德舍宅建。为名流结社、名僧结夏之所。”这条记载说明徐尚德所建之玉炤庵是“舍宅而建”，也就是说此庵原来是他的家园，而尚德舍出家园改建成庵。其作用有二，一为文人结社聚会之所；二为名僧结夏之地。联想到有关史书上记载，徐尚德与其兄徐元献（字尚贤）当时不仅与江阴文人如薛章宪、卞荣等深有交往，而且还与吴地文人如吴宽、唐寅、文壁等人广有交往，大概这些文人来到徐家，就相会在这玉炤庵中赋诗唱和的了。所谓“结夏”，是指佛家僧人的一种活动形式。时间为每年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为结夏安居之期。四月十六日为结夏，七月十五日为解夏。在此期间，出家人禁止外出，聚居一起精进修行，称为安居，安居期严禁无故外出，以防离心散乱。还过到这里来渡过安居期的都是高僧、深有佛家道之僧。这玉炤庵僧俗两用,相聚的都名流、名僧之辈。
其次是徐应震，字长卿,号雷门。他在小香山种梅栽竹，“削石为壁，刓石为池。”筑了梅花堂，建了采香亭，而且还在采香亭下建了“西归庵”。此庵建于“万历庚申”，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崇祯志》载：“西归庵，在香山采香亭下，万历庚申，太学生徐应震建。”徐应震在此一番经营，辟出一番景观：有竹、有梅、有松，有涧、有壁、有水，有堂、有亭、有庵，好一个幽静之所，别有洞天。而其“西归”之名出自其先祖徐麒（心远公）“洪武中，奉诏羌蜀，凭历险阻，昭宣德意。”（《墓志铭》）事成后自蜀西归，不愿受封赠为官，而归隐于家。《墓志铭》同时还说，“（心远公）独辟一室……几欲对香山而作十。”也就说，早在心远公归隐之时，就将小香山之景归入“梧塍十景”之内，虽然香山/梧塍相距较远，但都是徐氏所为，揽为“十景”也在情理之中，雷门为纪念心远公而将其命名为“西归庵”，其纪念之深远，可见一斑。
歇脚庵（又称“接脚庵”），位于云亭街道佘城村巷头上自然村。据村上老人代代相传，此庵为祝塘大宅里徐家所建。当初徐家人要到江阴城去，必途经其地。又因为大宅里到江阴城较远，走到这里总要歇脚小憩，于是他们就在这里建庵一所，在来往城里的时候到里面歇歇脚，休息休息。据说此庵到太平天国时才被毁。后村人重修。新中国成立后，此庵曾作为1—4年级的巷头上小学，直到1963年才被拆除，现遗址尚存。
陈皮弄茶亭，在要塞皮弄村.此亭在长寿西北面村人以及云亭蔡村、花山嘴、石塘桥等地居民去江阴城的大路旁。据老人的传说，它也是祝塘大宅里徐家所建。此地是大宅里徐氏族人从歇脚庵上城继续往北走的必经之路上。茶亭中有固定的木椅凳，来往的人们去城里或回家的路，走得有些累了，就到这里来坐坐，小憩片刻，很为适意。据说此亭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还存在。这茶亭虽然不在“祠庙”这一话题之内，但它同样表示了梧塍徐氏的懿行善举，所以顺带一笔。
在建造祠庙方面其影响之大、意义之深，莫过于徐霞客的重建君山张侯庙了。现将其缘委详述一下。
天启六年（丙寅，1626），徐母王孺人82岁高龄时，“弘祖欲新别馆以居孺人。孺人摇手曰：‘不如甃墓碑，有徵君以下之遗像遗文在；又不如更建君山庙碑，有宣德时张公宗琏之俎豆在……是皆行豫庵公意也。’”（陈继儒：《豫庵徐公配王孺人传》）霞客公想母亲已是82岁高龄，一生俭朴，为儿的我应该建造一新房让母亲享受享受。可是其母摇手相阻，说。你与其建新房让我住，还不如将我家的祖坟修葺好，况且你先祖徵君（即徐麒）以下历代先祖的遗像、遗文至今还很好地保存在那里。还有君山西麓，宣德年间，江阴人为纪念张宗琏先贤庙的遗存还在，你应该发扬先辈精神，重新将此庙建造一下。而且我要你所做的事，都是你父亲在世时所想做的事，你还是一件件地将它们很好地完成吧，徐霞客听从母亲之命，马上一件件出资将它们办成。那么张宗琏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能让江阴人民如此地崇敬呢？
张宗琏，字重器，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早年在朝为官，任刑部主事。明仁宗朱高炽洪熙元年（1425），受礼部郎中况钟及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侍读学士王直的共同推荐，升任南京大理丞。宣德二年（1427）因违背皇上意旨而被贬为常州同知。他到常州后勤政爱民，清正廉洁，受到常州一府八县百姓的爱戴。
当时户籍管理很混乱，皇上极力想将全国的户籍问题清理一下。当时的户籍制度，现在看来，近同儿戏，但它又确实存在过。它自元朝始，开始时将天下百姓依据不同的职业编入某一簿籍，从农的为农户、从军的为军户、读书识字的人为儒户（也称儒籍）、漆匠为漆户、伶人为乐户、煮盐的为灶户，一旦编入其籍，子孙后代不管你的职业有无改动，就永远是原来的户籍，不得变动。若要变更，据史资记载，其手续相当麻烦，它要经县、府官员逐级上报，直至户部，经户部批准才能改动。这种户籍制度还带有政治色彩，即有些户籍受歧视或某种限制，如乐户、漆户等子女，即使读了书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军户的儿子要参加军队、服役，还要承担一些徭役。所以很苦，而农户主要是承担田赋，所以有些军户为了改变自己的户籍，就贿赂官吏，而将农户改为军户以顶替，私下将自己改为农户，这样就造成了所谓的混乱。而皇上就派御史大臣到下面进行“厘清”。
那时御李立被派到江南，负责苏、松、常、镇等府的户籍“厘清”工作。他知道，到常州府，必须请常州同知张宗琏协助，因为张很得常州百姓的民心，于是皇上下诏书命令张同知协助。李立此人非常武断，他到常州后，非但没有将原来的错误纠正过来，反而受了军户人的贿赂后继续将许多农户改为军户（也称军籍），这种做法受到张宗琏同知坚决、强烈的反对，而且两人当堂争论了起来。李立大怒，想你敢与我这御史“大人”顶撞，于是就破口大骂，我就是要这么干。张宗琏为了表示坚决反对，先是跪地请求，最后他就扒在地上说，你一定要这样将农户错误地改为军籍，你其实就是边相地用鞭子抽打他们，使他们受苦，如果这样，就请你先用刑杖鞭打我吧，并说：“请代百姓死。”看到张同知这样坚决的反对，李御也只能作罢，最后听从张同知的话，不仅没有将农户错误地改为军籍，而且将原来的错误也纠正了过来。由此“常民得全者犹十之八”，而“苏之佐郡者极力助御史得军枉民动以千计”（杨奇士：《张公祠记》）。常州府百姓与苏州府百姓相比，得其好处的就更为显著了。不过张宗琏同知由于过于激愤，不久就“至愤郁死”，常州府百姓听说张公为百姓而死，许多人都纷纷前来送葬。“白衣冠而送者千人。”（《乾隆县志》）“哭满城野”（周延儒：《重建张侯君山庙记》）。
江阴人也受到了张公的恩荫，宣德七年（1432），在君山西麓为张公造了庙以祭祀他。请杨士奇写了《张公祠记》；并请巡抚周忱书写、勒碑。到了弘治十一年（1498），此庙废祀，江阴知县黄傅将天妃宫改作了张侯庙，每年春秋两祭。到了天启初年，原来的张公庙只剩遗址，乱草丛生，周忱书写的石碑任由牧童敲剥、风吹雨打，成了“断碑残碣”。徐霞客公听从母亲之命决定重建张侯庙。
天启丙寅（六年1626），霞客公拿了申请书到常州见知府大人曾樱，请他批准重建张公祠，怎这知府大人半开玩笑半当真地问徐霞客，说张侯死了已近二百年了，当初你们为他建的祠也早已废祀了，你今天还要为他重建祀庙，“是不是张侯当初对你家的先祖有什么特别的恩德呀？”霞客回答说：“不知道。”“那么既然不是为了你的先祖，是不是张公的后人现在还很显贵吗？”言下之意，因为张公后人显贵了，你是为了拍他们的马屁？霞客公回答“张公后人显贵不显贵的事，我就更不知道了。”那么你既不为己，也不为他的后人，那么你不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名气，而使我们官府作出重建的决定，而劳民伤财么？霞客公说：“那就更不是这样了。我只是想让为我们常州百姓做好事的好官，其名不泯，其精神更加发扬光大罢了。”曾知府听了很受感动地说：“你真是个义士啊，今后你应当与好官一起立传而留名青史。”于是马上下令江阴知县岑之豹，为之嘉奖。（事见周延儒《重见张侯君山庙记》）
张侯庙落成于天启六年（1626）夏天。“门与堂各三楹”，而且还请了二个看庙人，并为之置了庙田以供养这二个“庙祝”。里面不是挂个画像而已，而是刻了木主像。又请了当时的大书法家董其昌重新书写了杨士奇当年撰写的《张公祠记》，并勒碑树立其中。霞客公不仅为之重建祠庙，而且还收集了张宗琏的诗文以及他当时的生平事迹汇编为集，名为《张侯汇记》，或称《张侯名宦汇记》。后来请何乔远为之书写《张侯名宦汇记序》（见《晴山堂石刻》）。这诗文汇编成集可以使张侯不朽。从这里可见徐霞客考虑之周、其精神之伟大。事后，徐霞客又与从兄徐仲昭一起到南京，请宜兴状元、大学士周延儒（其时周延儒尚在南京，以少詹事出掌南京翰林院）写了篇《重建张侯君山庙记》。
在徐霞客公重建张侯庙事上，丁文江写的《徐霞客先生年谱》中有个错误。丁文江先生将此事记入了“天启四年，甲子（1624）”，说此年“先生奉母命置祭田，并重修名宦张宗琏庙于君山，乞董其昌为之书碑，何乔远作纪序。”首先其时间明显有误，因为周延儒的《重建张侯君山庙记》写得很明白：“祠成为天启丙寅（六年，1626）夏”。其二是“董其昌为之书碑，”有点含糊其事，丁先生没有写明其碑文是谁写的，使不明事理者误以为碑文也是董之所撰，其实是杨士奇所撰。
那么，丁先生为什么犯此错误呢？原因是他没有见到《崇祯县志》中周延儒的《重建张侯君山庙记》。因为《崇祯县志》是“孤本”。它一直藏于美国图书馆，直到21世纪才影印于世。又周延儒的文章，大概是清人修的《明史》将他归入了《奸臣传》，所以有清一代的江阴4届县志均没有载录。又因为陈继儒写的《豫庵徐公配王孺人传》中，记有“初，甲子（天启四年，1624）岁恶，粟价翔踊。孺人命弘祖岁蠲数十石以活饿人。……又不如更建君山庙碑，有宣德时张公宗琏之俎豆在。”其实这是两件事，一是天启四年徐霞客蠲数十石以活饿人。二是重建张公庙。因为重建张公庙没有写明时间，他又没有读到周延儒的文章，于是就将重建张公庙的事也归于“天启四年”了。而且以讹传讹，有些文章也将重建张侯庙说是发生在天启四年，而其实是“天启六年”。
综观梧塍徐氏，自其祖元寿、雷门辈们创建庙宇庵堂，直至弘祖重建张侯词，均是为了当时民间崇信及发扬光大光先贤精神、教化民风。徐氏精神、道德实为可嘉！
刘徐昌
附：
重建张侯君山庙记
周延儒
宣庙时，杨文贞公会记张侯君山庙碑，复铭其墓。余读而想见其时，犹有古风焉。
侯起家词林，历大理丞，显重矣。用荐出佐常郡，盖县官急吏治，内外尚未犄重也。清军御史服其才，引与共事，而即以不忍诬民为军，与御史抗，至愤郁死。
侯虽死，常民得全者犹十之八。丧归，哭满城野，俎豆名山，迄今奉祀不绝。侯其古之遗爱，而祀侯其古之遗直耶！顾余每登君山访其遗址，鞠为蓁莽间，春秋牲醑之献亦灌蓁莽间，为悚然兴今昔之感。
徐君振之能以古人心行古人事。一日,具牒郡侯曾公，谓今之崇题轮栋几遍山川，如张侯政绩辉史乘，祀典载在今甲，乃令其神惝恍于寒烟衰草间，不能与樵苏争一隙地、甘棠勿剪之谓何？请复其祠宇。便（使）郡公异之，而姑试之曰：“侯有特功德于尔之先人乎？”曰：“不能知也。”“请祠非以弘祖之先人故，侯之后人今显乎？”曰：“益不能知也。”“请祠亦非侯之后人故，然则将倡之官乎？将鸠之民乎？”曰：“官民既交匮矣，安敢复烦典作？弘祖力即不任，斥饘粥，负锸畚，稍存饩羊而已。”郡公乃嘉之曰：“此义士也，当与循吏并传。”亟下之邑侯岑公，岑公亦嘉与之。落厥成焉。
祠成为天启丙寅（1626）夏。门与堂各三楹耳。室周垣称是。置祠祝二人，为司洒扫。中安木主，而不肖像。如子孙之祀远祖，记其氏爵、履历与遗言、往行之一二，胜于优孟衣冠远矣。故有文贞碑已剥落不可读，徐君重摹勒石，已。偕其从兄仲昭氏辑《张侯汇纪》一帙示余，僤续纪其事。
余惟祠非古也，古者劳定国，死勤事、御大灾、捍大患者则祀于其社。自渤海、桐乡后，尸祝渐繁，然多为郡邑之长、有职而易见德，罕有祀郡佐者，祀郡佐自侯始。人情趋顺风之呼，故显擢者祀；非显擢而驯至通显者亦祀；罕有祀郁死者，凡祀郁死者自候始。祀既成故事，势不能久无变置，故有父老至子弟即不能举其行事，甚（有）举其行事以相诟病；罕有从二百年后追而祀之者，追而祀之亦自侯始。
自有兹祠而山若加高，水若加清，即至陵谷迁移而明德常馨，丰碑不泐，且与延陵季子并享千秋，知遗爱与遗直尚在人心。余可无今昔之感矣？
侯名宗琏，详具碑记中。郡侯曾公名樱，邑侯岑公名之豹，皆以名进士为贤守令。征文考献，有修举废坠之意，徐君独力仰承之，功应与不朽也。徐君名弘祖，振之其字，江上名家子，夙以孝义称。
录自《崇祯江阴县》
梧塍徐氏出了个振奇士徐霞客，论者认为徐家之所以能出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徐霞客的个人努力是其主要因素，但与其母王孺人的教育，甚至与其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笔者认为徐霞客之所以能成为徐霞客，与他的家庭影响固然是分不开，而其二百多年的历代家风对徐霞客也具有深远的影响。由此我们在研究徐霞客成长过程中对梧塍徐氏的家风传统、懿行善举的研究也非常有意义。
梧塍徐氏从九世孙徐麒（梧塍徐氏以徐锢为一世祖）至十七世徐宏祖共经历了九代270多年。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看，这九代中，每代都有懿行善举，创造良好家风，并代代传承不替。总括起来，他们主要做了三大方面的善事，即输粟赈灾，重建祠宇、修造桥梁。现先论其忧国忧民、输粟赈灾之事。
“正统四年（1439）夏三月，京师大水，坏官舍民居三千三百九十区。顺天、真定、保定三府州县倶大水。”是年“六月乙末，京师地震。丁酉，以京畿水灾祭告天地。”（《明纪•英宗正统四》卷十三）这年的朝廷真是雪上加霜，既是水灾，又有是地震。于是“朝廷有劝分之命”（陈敬宗：《明故徵君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也就说，朝廷下了诏书，号召天下士绅、富户捐献钱粮赈灾救民，为国分忧。皇上下诏的事传到江阴后，梧塍徐氏年届79岁的徐麒（1361—1445，字本中，号心远）对大儿子徐忞、二儿子徐悆说：“粟不可不储，复不可不散；不储则难以展德，不散则易以致殃。吾有余人（而）不给，非仁也。况天子有命乎？亟散之，勿后。”（《墓志铭》）徐麒话的意见是，儿子啊，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粮食是应该积聚的，如果平时不注意节约用粮、积聚粮食，那么这样的家庭就是没有道德的家庭。积聚了粮食就一定要输出、散给，如果只积不散，有时就会招致祸殃。我们家的粮食富足有余，别人都因受灾而忍饥挨饿，这是很不仁义的事；更何况天子已经下诏书，发出了捐粮赈灾的命令，你俩赶快行动起来，将自家的粮食捐献出去，千万不要落后于人家！
徐麒有4个儿子，长儿子徐忞（1393-1475）次儿子徐悆（1406-1459），三儿子徐應（1422-1465），四子徐懋（1439-？），徐忞当年是47岁，次子徐悆是34岁，三儿子徐應还只有18虚岁，尚未加冠成年，而第四子徐懋刚刚出生，于是输粟赈灾的大事就只有大儿子与第二个儿子出来担当了。徐忞，字景南，号退庵别号梅雪；徐悆，字景州，号节庵，别号竹雪；徐應，字景高，号劲庵，别号松雪；徐懋，字景阳，号晓庵，别号松云（后出继峭岐徐伯善），徐家兄弟四人的名字号也别有雅致。徐忞、徐悆弟兄俩听从父亲的话毫不犹豫地开仓输粟，拯救灾民。“二子受命，各出粟四千斛以赈。”（《墓志铭》）而刘铉的《敕书楼赞》则说：“（景南）出粟二千石，以归有司。其弟景州亦如之。”两处记载数字似不一样，一说“各出粟四千斛”，另一说“出粟二千石”，其弟“亦如之”，其实数字是一样的。据《辞海》介绍，南宋末年改作一斛为五斗，一斗为16斤，则每斛为80斤，4000斛就是32万斤，那么弟兄俩共捐献了64万斤粮食。又，一石为十斗，一斗为16斤，一石就是160斤，每人出2000石，共为64万斤，两处记载量字不同，其实一样。梧塍徐氏一下输出64万斤粮食不要说在五百多年前的明朝，就是在今天，其贡献也确实很伟大的了！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64万斤粮食能救活多少饥民？其功德无量矣！
徐家这样伟大的义举，通过江阴县官向上逐报汇报，最后明英宗下令褒奖，不仅下了圣旨，而且还派了朝廷大臣，带了随从人员，担着御酒、牵了羊，直接来到梧塍进行嘉奖。《敕书楼赞》中明确地记载了这件事：“天子嘉之，差大行（官名，掌接待宾客的事情，这里指特派的专门官员）持敕旌其义。赐以羊酒，复其家。”其敕书（即圣旨）内容是，“直隶常州府江阴义民徐景南，国家施仁义，养民为首，尔能出谷二千石用助赈济。有司以闻，朕用嘉之。今谴员赍敕谕尔劳。以羊酒旌为义民。——正统五年（1440）七月初十日。”（《梧塍徐氏宗谱》卷首（上）P70）家谱所记应是确实可信的了。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只写有“徐景南”一人，其实，皇上圣旨，是正儿八经的，一家以长者为代表加以表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徐家得“朝廷嘉锡之如此，诚非常之遇也。”（《敕书楼赞》），面对这样的殊荣，一是为了珍藏圣旨，二是将此殊荣传示子孙，于是，在正统五年（1440）开始动工，特地建造了一座楼，用来珍藏圣旨，命名为“敕书楼”。正统六年（1441）春天，徐景南上京向皇上谢恩，顺便与翰林院修撰张益（字士谦）一起去拜访了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泰和（即今江西省泰和县）人王直为之写了一篇纪念性文章《敕书楼赞》。此文写于正统辛酉（六年，1441）岁，三月既望（即三月十六）。
关于徐家输粟赈灾的事，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证一下：徐家输粟的时间研究是那一年？上文我认为是“正统四年（1439）”而陈敬宗写的《墓志铭》说：“正统辛酉岁大饥。”正统辛酉为正统六年（1441）。个人认为陈说是错误的。其一是据家谱所载皇上下圣旨的时间是“正统五年（1440）七月初十日”，从这两者的时间可以看出，皇上圣旨比徐家输粟早了一年，没有先有圣旨褒奖，后有输粟行动的事，这显然是错误的。而且，王直所写的《敕书楼赞》也在正统辛酉（正统六年1441）三月十六日，那未，造楼还要时间，上京谢恩、拜访恳请王直写作还要时间，那输粟的事一定不在“正统辛酉”而是在其前了。
其二、陈说：“岁大饥”，因此皇上下诏书，劝天下士绅，富民捐钱粮赈灾，可见这“大饥”不是一般的“大饥”了，它给百姓带来的灾难程度相当严重，要解决此难题，国家也深感困难，如果一般的饥荒，皇上或地方能够解决的也不用下诏书了。这样的大灾难，史书一定会有所记载。一般说来，从当时的科学水准或是理政能力以及生产力水平来看，全国遭灾是常事。但是大灾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查明朝通史记载，正统四年（1439）的水灾之大，惊动皇上，皇上还特意“祭告天地”，正统五年（1440）的记载是“冬十一月壬寅，赈浙江饥，壬子免苏松常镇湖水灾税粮。”这年的灾害似乎也很大，它涉及面也很广，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湖州府，太湖流域的五府都遭了灾，但它与正统六年的京畿水灾相比还是不及的，而且其影响力也远远不及京畿地区的，政府的措施也只是“赈饥”、“免税”而已，而京畿遭灾后，皇上都行动起来“祭告天地”了。
再说从开仓到下圣旨褒奖也很费时间和周折的，先说输粟64万斤粮食也不是十天半月就可完毕的。就徐家而言,虽然富足有余,但他很费心机,一般要到秋收后田租收齐后才陆续装运。再说褒奖,一般的过程是要将所褒奖之事由知县上报知府,知府上报学政大人,学政再直接上报礼部,礼部拟旨上报皇上准许然后才能下行。而且当时的江苏学政衙署尚未迁来江阴，还在应天府（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才从应天迁来江阴的），这一过程也要花费很多时间。由此看来，正统四年（1439）输粟，正统五年（1440）七月初十日下圣旨褒奖，正统六年（1441）“敕书楼”建造完工而写赞文是合情合理的事。
陈文为什么会出现此错误呢？陈的《墓志铭》写于徐麒殓葬的正统十二年（1447）十二月，也就是说陈写此文时离徐家输粟起码要相差8年多时间，很有可能他写此文时，已看到王直于正统六年（1441）三月写的《敕书楼赞》，于是就将“正统六年”误认为输粟时间了！
徐麒父子在国家遭殃，人民受灾之时，毫不犹豫地捐粮救灾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到徐霞客母子这一代。在他们父子三人捐粮185年后的天启四年（1624），江阴一带也遭受了水旱之灾，农业歉收，米价上涨，农民挨饿，这时，徐母要求儿子徐霞客也要像老祖宗徐本中一样开仓散粮，拯救灾民。徐霞客所从母命不仅开仓散粮，还减免自家佃农的租粮，以救活那些受饥饿的农民。这件事是陈继儒在《豫庵徐公配王孺人传》中是这样记载的：“甲子（天启四年，1624）岁恶，粟价翔踊。孺人命弘祖蠲数十石以活饿人，曰：‘有本中徵君故事在。’”“有本中徵君故事在。”这句话就是指的徐麒当年捐粮救灾的事情。事过185年，徐家后人还不忘其事，不仅说明他的影响之大，同时也说明，每当百姓有难而开仓赈粮的美德确实是梧塍徐氏的家风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