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少数民族看懂看好电影
木光
回顾我从事电影放映工作半个世纪的历程，我一生青春年华，通过艰难困苦的努力无保留的献给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电影事业，也让我感到无上光荣。
1951年初我毕业于国家文化部电影局在南京举办的全国首批“电影放映技术培训班”，回到云南后分配在省文化厅电影放映大队部首批组建的四个放映小队我任第一小队长。奔走于滇西片各县乡镇、配合党和政府的“清匪反霸”及“土地改革”为巩固人民政权而作贡献。为广大农村放映电影。使广大农民首次看到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有声电影。当时是全省首批组建的农村放映小队，被称为“云南农村有声电影放映开拓者”的荣誉称号。
1954年7月我奉调在“云南省电影放映培训班”任教师，培养各地州的电影放映人员。
1958年6月响应云南省委的号召来到临沧支边，分配在临沧地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从事电影放映设备维修及全区放映员培训工作。
1980年初，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民委下达联合通知，要求在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份，在地州组建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组，开展民族语电影的译制工作，让广大少数民族看到本民族语言的电影。
云南省委、省政府根据云南的实际，首先下达给临沧、版纳、德宏、文山四个地州组建民族语电影译制机构的人员编制给临沧下达16个配音员名额编制。
经领导考虑，认为我具备的业务技术比较全面，我又是少数民族（纳西族），因此指定我来当任译制组的筹建工作。
我考虑到这是一项创新工作，面临很多艰难险阻。但是我是一个少数民族，为民族作贡献是份内职责，因此我豪不顾忌的承担此项任务。
根据临沧的民族分布情况，领导决定临沧组建：佤语、傣语、拉祜语三个语组。我先到沧源通过考试招收六名佤族的知识青年（四男二女）。又到孟定通过测试招收六名傣族本届高中毕业生（四男二女）。再到双江招收拉祜语配音员，只招了3人（二男一女）。人员招来后工资福利待遇均由地区电影公司支付。其他费用由临沧地区民委根据需要给予不定期补助。
培训开始，首开课程是放映机的操作保养及放映机全套维修技能。我每天上七个多小时理论及实习课，轮到上实习课，首先由我作示范操作，而后手把手给学员传授技能讲课，工作量大、时日长了，我感到非常劳累，但没有人顶替我教学的人选。我只好振奋精神把教学坚持到学员技能培训合格为止。
在配音技能的培训，对我而言难度较大，因为没有实践过配音工作，我只好找来一些参考书籍，边学边教力求理论结合实际。公司还专门聘请了一位熟悉佤语傣语的李老师来培训了一个多月。
业务技能培训结束。没有录音设备对我们而言是最大的困难，但又不能等着上级给我区配备录音设备，让招来的配音员由于缺少录音设备而无事可干，我下决心走自行解决的路子，我寻找到几本录音技术的参考书籍，日以继夜制作简易录音机，经多次试验，屡试屡败，不灰心，最后终于制作出一套简易录音机，使得我区译制工作得以顺利进展。后来这台自制的简易录音器还获得我区科技大会的三等奖。
万事开头难，当时译制组工作条件很差，办公室兼录音室只有40多平方一间小屋，隔音设备一样都没有，开展录音时只好把小屋门窗关闭以解决隔音，每到这时7、8个人挤在一块、热得配音员浑身淌着大汗搞录音。
在工作条件如此简陋困难的条件下，终于译制出了十多部民族语故事片。为了让少数民族群众及时看到电影，译制组完成配音，又把译制片送到村村寨寨。当时译制组是两个人一组下乡放电影，到各个县的道路都很烂，不管多远都是走路去，特别是那些发电机和放映机比较笨重，所以，一套设备要用四匹马来驮。有一年去耿马，到了河外，那里历来十分缺水，只有水潭里水绿丝丝的，没办法也只得喝，我喝了后一到耿马就发高烧了，在医院住了三天，病好了以后自己才独自回临沧。
虽然当时的译制水平、配音水平还很低，但通过民族语电影送下乡，不仅仅是丰富了少数民族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让我感到观影的少数民族群众有了一种民族自豪感，一种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荣誉感和幸福感。同时使广大民族受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以前少数民族群众看电影是图个热闹，去跳跳唱唱，也听不懂汉语，现在有了民族语影片，虽然质量差点，但使广大民族群众看懂了电影，普遍反映党的民族政策好！佤族把本民族的译制片亲切称为“阿佤电影”，傣族把民族语的电影称为“傣家电影”。
我区译制工作在艰苦条件下取得了较好效果，中央和省级领导更加重视此项工作。省电影公司设置译制管理科配备了涂磁设备，为我省译制点提供涂磁拷贝节目，把译制片剧本下发给我们，把影片剧本的对白汉语翻成民族语，配音员将汉语对白翻译成民族语言再进行录音。
1983年，中央文化部和国家民委无偿给我区译制点配备较先进的录音设备，因此同时也建盖了标准录音室，新的设备使用后，我区译制片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1984年，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联合召开全国民族语译制放映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的表彰大会，经过单位推荐和省级部门的确定，让我代表集体、也代表个人出席这次大会。
云南省译制点受表彰的是临沧、版纳、德宏三家。我省出席大会的代表到省电影公司报到后，组成云南省赴会代表团乘坐飞机一起到达北京。我们云南代表团到达北京的当天，在住宿宾馆，受到国家文化部马副部长及国家民委杨副主任的亲切接见，表扬我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译制出民族语影片满足了边远山区民族观众期盼看到本民族语电影的要求，你们理当受到党和国家的表彰”。
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大厅受到了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及阿沛阿旺晋美等四位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与我们全体代表合影留念。接着我们全体代表列队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接受国家领导人的颁奖。代表们四人一排的上主席台领奖，轮到我上台领奖，我巧好对上十世班禅给我颁奖，他先和我握手，问我是什么民族？我回答是纳西族，他说：“很难得，少数民族干部为少数民族群众搞民族语电影，非常好！继续努力，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颁奖结束。乌兰夫副主席发表讲话：“鼓励我们，要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少数民族语电影事业，让民族群众既看到本民族的电影，也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进一步增进民族团结”。这次会议上，临沧得到集体和个人两项奖，佤语故事片《武林志》被授予佤语优秀译制片奖，乌兰夫副主席亲自给我颁发了景泰蓝制作，象征国宝的奖杯。
我返回临沧后。将这次大会精神及情况向地区有关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同时也给译配人员作了传达，这次表彰鼓舞了译配人员的士气。大家齐心协力，进一步提高了译配质量。
1986年，国家民委、文化部联合在新疆召开了译制工作会议，作为译制组的组长，临沧民委和文化局让我出席这次会议。临沧民委主任非常重视这次会议，非常支持民族语工作，这次到新疆开会的全部费用都是民委支持。地区民委还给我开了一个介绍信，把我介绍给省民委，请省民委开个介绍函给我通过上海市民委，与上海电影译制厂联系，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对配音人员进行一个月的配音业务培训，我在新疆会议结束后专程到上海。
译制工作会议之所以选在新疆开，是因为新疆民族多，语种多，中央比较重视这个地方。而且新疆在整个的调试、录音技术方面技术层次比较高，设备、技术、队伍培养都走在我们前面，所以让我们去学习。这次会议由电影局的局长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内容一个是交流经验，第二个是短期培训，用三五天的时间来培训调试工作。
新疆会议以后，省电影公司的领导又领着西双版纳、德宏、临沧，我们三家到甘肃一个搞涂磁配音设备的厂去参观、学习，同时也在改进录音设备上给他们提一些建议。其他人回去后，我又转去上海联系培训的事情。我没有去过上海，人生地不熟，当时我在西安买的是晚上十二点半到达上海的火车票，那么晚了我不知道要去找谁。临上火车我发了个电报给上海市民委，请求他们到火车站接我。一路上我还担心万一他们不来接我，我究竟要去哪里投宿？到了上海，我忐忑的走出车站，欣喜地看到“迎接木光同志”的纸牌，上海民委的两个同志，一个驾驶员，一个工作人员，把我接到南京路中国女排曾经住过的宾馆里面安顿下来。第二天他们一早又开车来接我，我向上海民委副主任汇报了请求帮助培训的事情，上海民委很支持这件事情，那个领导一打电话安排，上海电影译制厂就一口答应。我马上给单位挂电话，让译配人员尽早赶到上海，他们到达上海。我跟16名配音人员到上海电影译制厂同吃同住同学习一个月。我们到配音现场坐着听配音老师现场配音，上海的老配音员给我们讲了十五讲配音知识，还让我们到现场跟着配音进度参加配音。学习完后，民委又让我们到苏杭二州参观，打开我们的眼界。这次上海学习使整个译制组的工作无论译制还是配音都得到飞跃式的提高。
由于公司住房条件有限，给译配人员带来宿舍的紧缺，到1985年，我到省电影公司开会的机会反映了我区译配人员住房紧缺的情况，得到省公司领导理解和支持，及时给我划拨了五万元建房专款，地区也支持给大头，才在临沧电影公司地盘空地建盖五层宿舍楼，圆满解决了住房紧缺问题。
配音质量提高，要体现配音对白口形的准确度，更为需要改进的是，用对白语言来表达影片人物的思想感情变化，来感动观众。
因此，我反复考虑在配音方面还需要加大培训，1986年我给地区民委领导汇报了我的想法，得到民委领导的支持，我与上海电影译制厂联系后又一次得到厂方支持，厂方派来了富润生和尚华两位著名配音专家为期一月的时间，到临沧为我区培训配音员，我到昆明去迎接两位专家来到临沧，再一次为我区配音的素质提高作一月的培训。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的译制片不但在临沧大受欢迎，而且也得到周边地区群众的认可。1988年景谷自治县搞县庆，地区民委主任赵家碧带着我们去给他们放电影，正好遇到11.6大地震。当天晚上，我们在隔县城20多公里的一个民族乡镇上放电影，来看电影的老百姓有三千多人，围满了坡地。赵家碧和我讲完话，刚开机，“轰”的一声就地震了，机器哗哗地摇晃得要倒了，我赶紧抱住机器，拿话筒大声喊：“大家不要乱！不要慌！这个地方比较安全，你们坐好了，不要跑”。虽然那天余震比较多，一次接着一次，但群众比较配合，没有惊慌乱动，等余震较少以后才回家。这是一次比较惊险的放映经历。回到临沧后，我们译制组带着民族语影片到地震重灾区沧源和耿马的各乡镇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慰问放映，安抚灾区人心，鼓励民族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这一次到景谷让我们周边县的傣族、拉祜族第一次看上本民族语言的电影，对我们的评价很高，他们希望能依靠我们做一部自己的拉祜语电影。后来景谷县民委带着配音演员来到临沧，我们手把手地给他们培训配音知识，做了一部拉祜语电影带回去放映，对当地群众很有鼓舞作用。我还给丽江做了4部纳西语电影，丽江文化局亲自带队来了几个配音员，都已经自己练得差不多了才来临沧做录音和制片，制作了《武林志》《喜盈门》等，丽江地区纳西族群众看了本民族电影以后很轰动，认为共产党对民族工作非常重视，民族群众不仅看到了电影，而且还看懂了电影，翻译得很好。
2003年我离休以后，电影公司还返聘我一直工作到2008年。我从事译制工作数十年来到离休总共译制了近50多部故事片，30多部纪录片。
我的一生，奉献于电影事业，还荣获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颁发从事电影工作30年的一枚荣誉奖章及国家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的荣誉奖章。现在我已进入九十高龄，但一直关注电影事业的发展进步。
木光 2019年7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