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胡渭对徐霞客的质疑
作者： 缪幸龙
胡渭（1633-1714），字朏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太学生。清代康熙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地理学家。晚年著有《禹贡锥指》一书，康熙皇帝有御书诗扇及匾额“耆年笃学”四字相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有《禹贡锥指》标点本出版。
胡渭之所以在徐学研究领域屡次被人提及，是因为他对徐霞客西出玉门之说提出质疑并否定徐霞客“江源说”，几十年后其做法遭到乾隆皇帝的点名批评，几百年后事实证明其否定徐霞客的“江源说”错误，但对徐霞客西出玉门关的质疑正确。事情经过是：
徐霞客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去世后，家人请钱谦益写了一篇1800余字的《徐霞客传》，文中对徐霞客万里西游有如下记载：“由鸡足而西，出玉门关数千里，至昆仑山，穷星宿海，去中夏三万四千三百里。”传记定稿后，被钱氏收录于《初学集》卷七一。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初学集》正式出版。凭着钱谦益的地位与声望，该书传播很广，徐霞客声名也随着该书广为人知，但对徐霞客是否西出玉门关的质疑也随之接踵而来。
吴江学者潘耒（1646-1708）首先提出不同看法：“往年钱牧斋惊奇霞客的为人，特意为其作传。通过该《传》约略知悉霞客的生平，但没见到霞客游记前，一直怀疑《传》中所说颇有失实。等到看到游记，得知所谓出玉门关、上昆仑、穷星宿海等说法，都是无稽之谈。霞客足迹，仅到鸡足山为止。”[①]
史学家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浙江鄞县人）接着提出质疑，观点有三：一、由鸡足山出发考察黄河源头星宿海，走丽江最近。因为丽江西北距星宿海所属朶甘思仅一千五百里，不消半月即可到达。而玉门关东距嘉裕关约九百里，嘉裕关南至丽江约五千里，从朶甘思到玉门关则要走六七千里。不走一千五百里之近而走六七千里之远，不符合人之常情。二、汉武帝时代的昆仑山与元代都实所称的昆仑山不是同一座山。汉代的昆仑山在新疆于阗，东去玉门关不过一千里，离肃州不过二千里，而元代的昆仑山在朶甘思东北，离星宿海三千里，离汉代的昆仑山有四五千里，两山相距如此遥远，谁要是混为一谈，谁就是不学无识。如果徐霞客有这样的话，那么徐霞客就是无知；如果徐霞客没有说，只是钱谦益说，那么钱谦益就是分不清泾渭。因为汉代昆仑山旁边绝无星宿海，元代昆仑山离星宿海又很远，两者无一相合。三、钱谦益不能纠正徐霞客家人所述错误，反而为徐霞客作传张扬，实属愚蠢。试想从玉门关到汉代昆仑山怎会有数千里？从星宿海到中夏怎会有三万四千里？这种普通人都能分辨的常识，钱谦益却被人愚弄，实在让人想不明白。[②]
万斯同之后，胡渭继续提出质疑，原文为：“古书言昆仑者非一处，一在槐江山南，一在西海之外，《山海经》所言是也。一在于阗，汉武所名之山是也。一在吐蕃，刘元鼎所称紫山者是也。霞客云“河出昆仑之北，江出昆仑之南”，其所谓昆仑者，在何地乎？据彼言出玉门关数千里至昆仑，则昆仑当在西域玉门以东，即是中夏之地。既云出玉门数千里，何又云去中夏三万四千余里乎？即谓星宿海，有若是之远，亦属妄言。昔刘元鼎奉使自廓州洪济梁南行二千三百里便得昆仑，东距长安止五千里。而都实使还，自星宿海东北至昆仑，亦不过三十日程，何至如霞客所言之远？且西域之昆仑，与星宿海绝无交涉。余谓霞客所言东西南北，茫然无辨，恐未必身历其地，徒恃其善走，大言以欺人耳。非但不学无识也，牧斋以为能补《桑经》、郦注，及汉宋诸儒疏解《禹贡》所未及，过矣。或曰：僧宗泐云：黄河出西番抹必力赤巴山，东北流为河源，西南流为犁牛河。犁牛河即丽水一名金沙江者，自丽江府界，东北流，合若水为泸水，又东北至叙州，而注于江。霞客言江源自昆仑之南，殆谓此耳。然抹必力赤巴非昆仑也，且岷山导江，经有明文，其可以丽水为正源乎？”[③]其观点有三，一、古书中说到的昆仑山绝非一处，《山海经》中有两处，分别在槐江山南和西海之外；汉武帝时有一处，在于阗；唐代刘元鼎时有一处，在吐蕃，时称紫山。徐霞客《江源考》中“河出昆仑之北，江出昆仑之南”所指的“昆仑”，到底指的哪处？据他自己讲：“出玉门关数千里至昆仑。”照此说法，昆仑山应当在西域玉门以东，隶属中夏。然而，前面刚说出了玉门数千里就到了昆仑，后面又说玉门关离中夏三万四千余里，两者岂不矛盾？二、唐代刘元鼎奉命从廓州洪济梁南行二千三百里便到昆仑，东距长安只有五千里。而元代都实从星宿海东北到昆仑，亦不过三十天行程，根本没有徐霞客所说的那么远。且西域的昆仑，与星宿海绝无交涉。所谓的星宿海离中夏三万四千余里，纯属胡说。三、从《徐霞客传》中所说，可看出徐霞客东西南北都没分清，很可能是徐霞客没有身临其境，只是借着善于行走，用大话骗人，非但不学无识，钱谦益认为能填补《水经》《水经注》以及汉、宋大儒疏解《禹贡》的空白，那样的评价完全高过了头。
胡渭的质疑有些观点与万斯同类同，但在三人中语气最重，措辞最激烈，并且由于对徐霞客西出玉门关之说持否定态度，进而依据《尚书·禹贡》“岷山导江”，对徐霞客的“江源说”也予以否定。其偏激做法直接将自己推向了极端，变成了孔子所说的“因言废人”。尽管康熙皇帝对胡渭赞赏有加，但在徐霞客“江源说”面前还是态度坚决，不认同胡渭的极端做法，只是照顾到胡渭面子，没有直接点胡渭的名。到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弘历皇帝因为与康熙一样认同徐霞客“江源说”，倒过来对胡渭关于徐霞客西出玉门关的质疑也予以否定，并且在其御制诗《四渎·江》[④]按语中首次点名批评胡渭，说他对徐霞客西出玉门关的质疑“吹毛索瘢，殊为过当”。其做法又与胡渭一样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成了孔子所说的“因人废言”。原文如下：
按《禹贡》有“岷山导江”之文，厥后《桑经》、郦注及汉宋诸儒并云江出岷山，其源不越益州之境，此皆囿于内地见闻所及，非探本之论。惟胡渭着《禹贡锥指》引[明]《徐宏祖传》，称其平生好远逰，出玉门关，至昆仑山，去中夏三万余里。尝作《溯江纪源》一篇，以岷山导江特泛滥中国之始。按其发源，则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其说实得之目击。渭乃以其所经里数吹毛索瘢，殊为过当。夫昆仑即今所谓刚底斯为群山祖脉，其水四方分流，然则大江之雄长，四渎不徒恃源于西蜀之眉州，义复何疑？但谓江源出天汉，则史家不无穿凿之说耳。
胡渭对徐霞客“江源说”的否定，对照客观事实确实不当，这固然与他固守教条的思想有关，因此受到皇帝批评无可厚非。但他对徐霞客西出玉门关的质疑，撇开措辞和语气不谈，从其质疑的理由、批评的对象以及霞客去世不久族人在谱中对其万里西行所作记载，还有胡渭去世后250多年间学术界发生的一系列针对霞客西出玉门关的考证及其改正过程看，并非没有道理。
先看胡渭的质疑理由和批评对象。总结万斯同、胡渭两人的质疑，可以看出两人都认为徐霞客晚年西游从鸡足山出发考察星宿海不可能途经玉门关，行程也不可能有三万四千里。产生这一错误说法的原因，可能来自徐霞客，也可能来自钱谦益。但不管来自何方，钱谦益不加分析采信徐霞客家人的述说，为徐霞客作错误宣传，始终难辞其咎。
再看霞客去世不久徐氏族人在谱中对其万里西行所作记载以及胡渭去世后学术界对霞客西出玉门关的考证及其改正过程：
首先是徐霞客族兄、多年的游伴徐遵汤的记载。徐遵汤雍正七年（1650）为徐霞客所作传略[⑤]中，对万里西行有以下文字：“晚年游峨眉，过大渡河，出石门关，至昆仑，抵西番，蹑唐三藏游地，辨江源非始于岷山，直空蔡《传》及《桑经》、郦《注》江所承讹。”从中可看出，徐遵汤并没有认同钱谦益的“玉门关”之说，只是为了保持钱氏所作《徐霞客传》原貎，在自己的文章中用了“石门关”，没有在谱中点明钱氏之错误。
其次是徐镇的考证与改正。嘉庆十三年（1808），江阴籍藏书家叶廷甲第二次编印徐霞客游记时，采纳《游记》初刻者徐镇的考证意见，将书后附录的钱谦益《徐霞客传》中的“玉门关”正式改名为“石门关”，并收录徐镇《辩讹》一文让读者明白其改动缘由。徐镇所加按语云：“玉门关在西北，鸡山在西南，而昆仑适在玉门关之西南，在鸡足山之西北，相去各数千里。公自鸡山出关，至昆仑，不须迂道玉关也。况公（指徐霞客）《江源考》云：‘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以穷江源；’又云：‘江发源于犁牛石，南流经石门关而入丽江，’据此，则为石门信矣。”[⑥]从徐镇的修改缘由里，可以看出钱谦益传记中所谓的“玉门关”，实际上是“石门关”之误。
第三是江阴县志的改正。道光二十年（1840），李兆洛纂修《江阴县志》时，将乾隆《江阴县志》“人物·隐逸·徐弘祖”中有关西游的内容由“出玉关，登昆仑，穷星宿海”改成了“崇祯丙子，辞家西迈，至昆仑，穷星宿海，去中夏三万四千三百里”。光绪三年纂修的《江阴县志》，有关徐霞客的传略沿用道光志。
第四是缪楷的考证。光绪末期，拔贡生缪楷读了胡渭的质疑、叶廷甲刻书中有关“玉门关”的改名缘由和徐霞客《江源考》全文，经将钱谦益《徐霞客传》中的记载与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的“由鸡足而西出石门关数千里，至昆仑，穷星宿海”相互对照，发现两者仅一字之差。综合各方面的考证，他得出结论：钱谦益文中“玉门关”一词，完全是钱氏自己误字所造成。缪楷的考证收录于其著作《经余随笔》[⑦]中。
族人的记传和学者的考证证明胡渭的质疑有理，新发现的文献记载则从另一侧面证明胡渭的质疑正确。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霞客游记》，附编中收录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行的两江总督采进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徐霞客游记》[⑧]里，钱谦益关于徐霞客“出玉门关”的记载改成了“出石门关”，这是普通读者能看到的较早的一则修改信息。到了本世纪，随着200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以及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十六年《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影印本相继问世，由纪晓岚撰写的《徐霞客游记提要》得以为大众所目睹。文中对于徐霞客万里西游，两种版本均一致记为“出石门关”。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学术界250多年间对徐霞客西出玉门关争议的考证结果与纪晓岚的修改不谋而合。事实证明，乾隆帝对胡渭质疑徐霞客西出玉门关的批评过当，胡渭对徐霞客西出玉门关的质疑正确。纪晓岚面对皇权至高无上没有罔顾事实，其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前人错误的胆气令人敬佩。
现今，徐学研究领域有些文章以弘扬霞客精神为名重提240多年前乾隆皇帝对胡渭的批评，作者以皇帝金言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反过来指责胡渭瞧不起布衣徐霞客，认为胡渭对徐霞客的质疑近乎人身攻击，甚至认为徐霞客不是常人，为了考察长江之源，可以不计路途遥远，舍近求远。究其根本原因，对徐氏族谱和250多年里学术界关于“玉门关”争议的历史缺乏了解，在“唯上”思想主导下，对胡渭和徐霞客的评价完全走向了极端。这样的态度不利于徐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回顾以上历史，不难得到以下启示：一，钱谦益为徐霞客所作传记，是在霞客去世后受霞客家人嘱托，依据家人提供的素材结合自己的认识加工而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将“石门关”错记成“玉门关”，并且加上“去中夏三万四千三百里”，钱氏固然有一定责任，但主要责任应该在提供素材的霞客家人。如果以此责骂钱氏造谣，对其大加责伐，显然有失公平。二，霞客家人提供的不实素材，有可能来自霞客本人，也可能来自家人。根据霞客一生求真守实，存世游记没有一处吹牛瞎编推断，不实素材的源头很大可能来自霞客家人。如果以此责怪霞客，给其戴上“大言欺人”的帽子，同样有失公平。三，胡渭责骂霞客，并且全盘否定霞客“江源说”，其错误已得到后人纠正，今人如再抓住不放，甚至用胡渭对待霞客的错误态度去对待胡渭，显然有失公允。基于以上分析，建议这些同行，在学术研究中既不要因人废言，也不要因言废人。俗话说得好，极端的思想只会把人越带越远。纵观胡渭一生，既不是完人，也不是小人。其在学术上既有固守教条、阻碍学术进步的不利一面，又有大胆质疑、推动学术前进的有利一面。其否定徐霞客“江源说”固然错误，但其质疑徐霞客西出玉门关之说已被事实证明正确。就其一生功过而言，功绩远远大于错误。有鉴于此，只有本着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一分为二的态度，对胡渭的评价才不至于失之偏颇。
[①]原文载《〈徐霞客游记〉序》，见《遂初堂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417册，第487页。
[②]原文载《书〈徐霞客传〉后》，见《群书疑辨》卷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145册，第609页。
[③]载《附论江源》卷十四下，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禹贡锥指》，第568页。邹逸麟整理。
[④]载《乾隆御制诗集》第三集卷九十三，见《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七别集类六。
[⑤]载《高士霞客公传》，见《（民国）梧塍徐氏宗谱》卷五十三“旧传辑略”。
[⑥]载《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7页。褚绍唐、吴应寿整理。
[⑦]载《丛书集成续编》第25册，台湾新文丰版，第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