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李介立的军事理论
刘徐昌
现代人对李介立的认识，大多只从他一生写四五百首诗歌，还有一本残剩的《天香阁随笔》，还有他为他的父亲徐霞客整理了一部巨著《徐霞客游记》等方面来理解他，总之，他只是一介书生。其实，他还是一个知识丰富的军事理论家。他著述了一部“卷秩诰繁”的《历代兵鉴》，共120卷，还撰有《历代兵鉴随笔》16卷，与之配套的《舆图集要》40卷，这些军事著作共有176卷之多，其字数以百万计实不为过。他的军事著作远远地超越了他的诗文著作。令人扼腕痛惜的是，所有的军事著作，被乡人徐恪知县带至广西罗城任上，而流失在外，最后湮灭于滔滔的历史长河中。在众多的军事著作中，至今仅存一篇《兵鉴自序》。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他的诗文中通过一鳞半爪、凤毛麟角中透现他那深邃的军事理论，现就此对李介立的军事理论作一简略的论述。
首先是以战争制止战争的理论。这是李介立的总的军事理论准则，他在《兵鉴自序》中开首之句就是：“兵，非圣人之所尚也。”开宗明言了他的战争理论的原则，圣人是不崇尚战争的，那么，手执兵权者也不能崇尚战争，随便发动战争，“用之者非矜智斗勇以争胜于天下”，执掌兵权的人，不能随便为了夸耀自己的智谋或显示勇猛无畏而随便发动战争，更不能穷兵黩武，运用战争滥杀无辜，积尸如山，血流成河。圣人使用战争机器，发动战争是“有时不得已而用之”，“用之正所以止之也”。也就是说，发动战争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战争是为了制止战争，即以战止战。这一理论观点，后来的赵藩与之一脉相承。赵藩书于武侯祠的名联曰：“自古知兵非好战”。也就是说真正“知兵”者不是“好战分子”，因为战争总得要死人的呀！不过赵藩这一观点已比李介立晚了一百多年了。李介立接着举了两个历史事件，以论证他的观点，圣人不得已而之，用之为了制止战争，说“黄帝非涿鹿之战，则蚩尤之乱不息；汤武非鸣条、牧野之师，则桀纣之暴不除”。意思说黄帝、汤武也发动过战争，那是因为为了消弥蚩尤之乱、桀纣之暴，如果不发动战争，蚩尤、桀纣就无法消除，国无宁日，百姓遭殃。
其实，这里还涉及到另一个理论，即战争的正义性与否。涿鹿、牧野之战就黄帝、汤武来说是正义战争，它是为了除暴安民，正义战应该肯定。反之，是非正义战争，就应该制止，反对，如吴楚七国之乱，安史之战等战争，就是非正义的，它破坏了国家的安定，使广大人民遭殃；所以人们将这样的战争称之为“乱”，历代史家都纷纷加以谴责。这种战争就是李介立称之为“悍夫戾卒妄执兵权，以勇斗为能，以杀戮为事，肝脑涂地，勋业无闻。”这种非正义战争，李介立是坚决反对，严加批判的。
地利、人和因素高度在战争中的运用与发挥到极致的理论。自从孟子提出天时、地利、人和的观点后，无论治国还是治兵无不都将之认为是“基本准则”。李介立继承前人的经验，认为“地利”、“人和”这两大因素，在军事战争中具有非重要的作用。在李介立看来，这两大因素没有轻重之分，有时“地利”因素非常重要，有时“人和”因素更为重要，如果能将这两大因素高度运用，并将这积极因素发挥到极致，而且能互相结合，那么，战争就一定会取得胜利，这一观点在他的一首《怀古》诗中表达得明白无虞。
甲午（顺治十一年，1654）夏，李介立作秦陇之游，当他舟行至盱眙时，发现盱眙城有点不伦不类，而且与古书上记载的内容不同。他问当地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的情况？当地人回答他说，盱眙城原来在山上，当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是役发生在建文四年，1402）”时，燕兵一路南下，攻萧县、破宿县、败徐州、渡淮河，直扑小小的盱眙，然后到扬州，渡江取金陵。不料，这弹丸之地的盱眙却久攻不下，化出了很大的代价。当然最后在燕兵的强大军事压力和进攻下，盱眙城被攻破，然后被朱棣夷为平地。李介立听了这段故事后认为，盱眙人为什么会取得“虽败犹胜”的战绩呢？他说：“人和固第一，地利亦非轻。”按照孟子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的因素固然是第一位的，但是地利的因素也不能轻视它。当年盱眙人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战绩，首先是他们坚定抵抗“叛逆者”的决心和坚强的抗击意志；其次是很好地利用了盱眙城城筑城于山的有地利形势。所以李介立说：“如此据高险，兵士有所凭。所以虏虽众，仰攻势不能。……不然虏百万，肉薄何能登。”盱眙守兵凭高固守，燕兵从下仰攻，增加了进攻的困难；城上守兵可以逸待劳，远则朝下用弓箭射之，近则刀砍抢挑，无不以一当百，稳操胜券。这就是当年盱盼人取胜所在：即高度调动了人积极抵抗的“人和”因素与利用了有利的“地利”因素。
如果说“靖难之役”中的盱眙战还只是取得了小胜，那么，远在南朝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时盱眙之战那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李介立在这首诗中，由此及彼，联想到了北魏拓跋焘与臧质、沈璞当年的盱眙大战。
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宋文帝刘义隆，听了徐州知府王玄谟的鬼话，没作充分准备，轻率地率领大军北伐，妄想收复北地，结果大败而回，这就是爱国词人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提到的“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那件事。刘义隆失败后一路狂奔，仓皇南逃，而拓跋焘则率领二十多万大军乘胜追击，他想乘此有利时机，过徐州、攻盱眙，取扬州，然后渡江破金陵，一下攻占江南地。当刘义隆将要逃到徐州时，他派辅国将军臧质率兵三千，一路北进救援徐州，不料，北魏军进军速度太快了，臧仅进兵到盱眙时，北魏绕过徐州，一路南进，在盱眙与臧质南朝宋军相遇。当时，盱眙的守将是沈璞，他在刘义隆北伐时一反常人的轻敌思想而积极备战，他广积钱粮，修战守工具，加固城墙。当北魏拓跋焘到盱眙时，沈璞让臧质率军进城，共同抵敌，当时敌我双方的兵力，一边是二十多万，一边是三四千人，真是一鸡卵与石头之比。可是臧、沈两人毫不惧怕，两人率领盱眙军民同仇敌忾，团结一心，坚决抵抗。其中，用现代人来说，拓跋焘运用心理战、攻坚战、炮火战等等，都无济于事。臧、沈两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硬是死守了一个多月，击败了拓跋焘二十万大军的进攻，最后北魏兵单是死于城下的士兵就多达万余人，伤者不计其数，连北魏军高梁王也被射死。最后，拓跋焘无奈撤兵，盱眙宋军大获全胜，保全了南朝宋的半壁江山，开创了以少胜多的又一次典范战例。所以李介立在此诗中称：“佛狸百万师，饮马长江滨。……盱眙弹丸地，气足吞虏人。臧质固勇悍，沈璞何英英。”也就是说，拓跋煮竟然打到了长江边，但由于弹丸之地的盱眙城没有攻下，就不敢贸然渡江南进。那么，这次盱眙战役中臧、沈为什么能取胜呢？因为是诗歌，作者不可能作长篇大论来发表自己的军事观点，但“人地两相济、负隅敢虎撄。……于兹知古人，形胜咫尺争”，这两句诗不仅点明取胜的根本原因，即“人和”“地利”两者的相辅相成，即使是仅凭一隅的弹丸小城，也可将猛虎擒拿；后一句，“形胜咫尺拿”更是点明了“地利”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关隘、山头、河口等这些有利地理形势，是要拼死必得的。从以上发生于同一地点两个战例看，充分表明了李介立对“人和”“地利”因素在军事斗争中重要性的高度认识。
顺便要说明的是，李介立的这种军事思想不是单从史书或史事中的就事论事，更不是“纸上谈兵”，他是积极地与事实相联，并为实际服务的。李介立在此诗的引言中说，“乙酉（顺治二年，1645）豫王渡淮抵扬州，实道此云。”他深知，9年前，清军南下破扬州、围南京、灭弘光也是从盱眙这条道路进军的。在豫王进军江南之前，南明小朝廷在扬州以北、徐淮一线布置了四镇总兵以作为南京的屏障，但因为君臣将帅之间的种种矛盾，将四镇总兵尽撤往南京西边，使南京的北方门户洞开，而使豫王乘虚而入，破扬州、捣南京，使南明小朝廷顷刻土崩瓦解。地利，还是原来的地利，军队也远比当初两次守盱眙的力量要强大不知多少倍，南明君臣为什么这样迅速地“灰飞烟灭”呢？“奈何无远谋，自撤金陵屏。有险不肯踞，坐令寇纵横。”这是《怀古》诗的结句，南明君臣无远谋，不知充分调“人和”的积极性，自己毁坏了自己的屏障，又不能固守驻守有利地形势，作坚决的抵抗，坐使清兵饮马长江，纵横江南，这不得不说是南明极大的悲哀！
灵活运用《孙子》“奇正”法则以期取胜的理论。《孙子兵法·势篇》提出有名的“奇正”观点。其文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奇正”就是战略战术的方式方法；也是攻守、奇袭等战术及兵力的使用等方面的军事指挥艺术。一般认为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在兵力的使用上，用于守备、相持、箝制的为正兵，用于机动、预备、突击的为奇兵；在作战方式方面，正面进攻、明攻为正兵，迂回、侧击、暗伏为奇兵；孙子确立的“奇正”这观点，后世兵家无不奉为圭臬。曹操《孙子注》说：“正者当敌，奇兵从旁击不备也。”李介立对孙子这一观点是充分认可的，他要求军事指挥者在实际作战指军充分运用这一观点的表达，在《天香阁随笔》中就有很明确的记载。在“广宁既失，辽东险要尽去”这一则笔记中记载，洪承畴在崇祯十三年（1640）洪承畴“经略简九边十三路大总兵，督精兵二十万”出山海关防守清兵的进攻。当时明、清双方均将全部兵力布置在锦州一线，而洪承畴只作正面防守。其时承洪畴犯了致命的低级错误，他将二十万精兵“团聚于一隅”，而没作分路防守，而且愚蠢地将重炮部队布置在前营。结果被清兵抓住其布阵弱点，集中兵力猛攻其重炮营，清骑兵猛冲至炮营木栅前，掮开木栅，蜂涌而进；炮火还没来得及发一炮就一下子被攻溃。炮营溃败，影响其他各营纷纷败逃，转眼之间，明军全线溃败。“承畴皇遽，不知所出，谓诸将曰：‘若自为计。’乃各奔。”洪承畴没有料到清兵会来得这么猛，这么快。惶恐之间，不知所措，遂下令：“若自为计。”你们各自逃命去吧，于是全军覆没，他自己也作了清军的俘虏，最终投降清军，反进来镇压各地敢于反抗清军的民军。洪承畴松山一役全军覆没，给明廷致命一击，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针对洪承畴的失败，李介立在此创文中继续说：“当是时（清兵聚集锦州，而不他顾，如承畴）兵出山海，竞渡山坌，直指沈阳。置兵死地，则人自为战。（清）还兵自救，则据便地设伏以待。（清）则（必然大败），辽地可复，而锦州围自解矣。即不然，以我锐师鼓行而前，（清兵回救），内外合击，清将奔走不暇。”这段记述明确地表明李介立的军事思想：即以一部分兵力正面坚守锦州，以挡清兵之进攻；而分出精锐奇袭沈阳，这样就形成了“奇正”用兵之势。清兵全军集于前方锦州，而后方的沈阳力量空虚，见明军奇袭沈阳老窠，必回师救援沈阳而后撤，那末，明军精锐部队可据便设伏，袭击清回救之师。另一方面，明军原正面防守部队可乘清军后撤之势进行追击；奇袭沈阳之精锐部队从内向外（即从北向南）打击回救之清军，而原防守的明朝的部队乘势由外向内（即从南向北）追击清军，这样就形成了内外夹击之势，如是则“清军必败，辽地可复、而锦州围自解矣”！其实李介立的军事主张，就是标准的孙子“围魏救赵”之计。“奇正”之兵灵活运用，克敌致胜。
李介立的这则记载中，还涉及到他的另一个军事理论，即灵活用运“示形”手段以“造势”。所谓“示形”，就是伪装和欺骗。即隐蔽真相，制造假象，迷惑敌人，让敌人乖乖地中计。有时伪装软弱以麻痹敌人，有时伪装强大，从心理制服敌人，“兵者诡道”“兵以诈立”“兵不厌作”，战场上与敌人是不用讲什么信义道德的，一切都以取胜为准则，宋襄公“高贵”“君子”的讲究只能遗笑千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用兵之道也。《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智算华容道，曹操与诸葛亮都崇尚“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结果却是一败一胜，虽然书是“小说”，而写小说的是人。孙膑减灶，孙膑就将齐军“软弱惧敌”的情势用“减灶”法来显示给强大的魏军司令庞涓看，让他继续自以为“强大”而“冒进”，结果惨死于马陵道中。而洪经畴却不懂此兵法。硬是将重炮营陈列于前部，表面看洪经畴兵力强大，重炮炮阵阵，木栅森森，实质却是虚弱的表现，因为洪经畴就是这么些“家底”，我清军已一览无余，只要我将你这些“家底”毁坏、攻灭，你就无能为力了，“木栅之护”犹似小儿之游戏，能起什么作用？所以李介立曰：“立栅置炮、示之以弱，自败而后人败之也。”重炮列之于前，还不如列重炮于内，使清人不知底细或不敢轻举妄动。即使清人进攻，前有步骑抵挡，后有重炮轰击，清兵必弃尸拖甲而走也。面对洪承畴的全军覆没，李介立非常愤慨地谴责道。“承畴竟不知兵！”当然，从现在看来洪的失败固然有多种因素，但洪的指挥失当，缺失谋略，不能不说是他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此而论，李介立的军事观点是正确的，对洪的谴责也完全是恰当的。
以上仅从李介立的诗文中发现他这些深邃而且非常有见地的军事理论，而笔者也仅作简略的论述。以斑窥豹，可以想见他的176卷的军事专著，其军事理论一定更加具体，更加丰富了。因此，我们用军事理论家来评论李介立是完全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