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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祖先这样做——浅谈徐霞客生活明代政府和民间应对疫病的防控措施

面对疫情，祖先这样做——浅谈徐霞客生活明代政府和民间应对疫病的防控措施
陈以明

1月23日，是庚子年除夕的前一天。正是在这一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武汉宣布“封城”。迄今为止，武汉已“封城”一月有余。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牵动着每一位国人的心，更切切实实地影响着每一位国人的生活。瘟疫的肆虐，让我们很难不去回望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人类的历史，也是人类与瘟疫之间的斗争史。
作为人类最为古老的敌人之一，瘟疫摧残了曾经辉煌的古罗马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也留下了许多惨痛的历史记忆：强大的拜占庭帝国因鼠疫而衰落，曾让整个欧洲蒙受巨大的灾难。最早被人类记录的病毒传染病天花，已有距今三千年以上的历史。

回观中国，瘟疫同样对我们的历史进程造成了诸多深刻的影响：仅明朝276年间，却有大小共计330次左右瘟疫。明代的瘟疫无论是规模还是程度都远远超出前代，堪称恐怖至极。明朝末年的大旅行家徐霞客，到了大明王朝的少数民族土司统治的丽江。徐霞客记录了亲眼所见、所感的一场瘟疫：“是方极畏出豆天花。每十二年逢寅，出豆一番，互相牵染，死者相继。”徐霞客生活明代到底如何对抗和预防瘟疫，又是如何防止瘟疫扩散蔓延的呢？
第一，史上名医名家发挥“定心丸”作用。
在中国历代抗瘟疫的斗争中，医生总是战斗在第一线上，治病救人，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利益，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历史上医家就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很多名医佚事都是有关治疗瘟疫的故事，而通过防治瘟疫也造就了一批名医，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1)李时珍采用消毒法有四种:
烟熏消毒:《本草纲目》等书中多处记载，谓凡疫气流传, 可于房内用苍术、艾叶、白芷、硫磺等中草药焚烧以进行空气消毒辟秽。药烟熏蒸消毒，在现代有些中医院仍有沿用。
高温消毒:在对病人接触过的衣被等, 李时珍提出应放于蒸笼中蒸或开水煮沸进行消毒, 则“一家不染” 。古人的消毒，一般是针对病人用过的所有衣物。
蒸煮消毒:大多用蒸煮的方法，进行高温灭菌。古人没有一次性衣服，更没有防护服。这种衣服蒸煮消毒的方法很有价值，远比今人的方法经济、实用，减少浪费。由此可知，古人非常重视疫毒的防范，古人所采用的预防疫毒的方法多种多样。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以上这些预防疫毒的方法仍可借鉴。
饮水消毒:李时珍《本草纲目》专门有一个水部，其中说：“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煮滚。”这种对水质量的判断和分级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2)明代龚廷贤
在《寿世保元》中列有“屠苏酒”方，“饮此酒以辟瘟疫邪气”;并介绍一种“断瘟疫法，令人不相传染，密以艾灸病人床角各一壮，勿令人知。秘法也。”
(3)明代吴又可
敏锐地指出“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病因可能是某种不可见的物质，这是非常接近于微生物病原学的假说。
总之，这些名医名师为抗防治瘟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是他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近期取得效果显著的有广州医院研发的“肺炎一号方”已正式获批，并广泛用于临床；还有其他的中医院也陆续有了自拟的防治疫情中药方。这些药方都有个特点，大多以清热燥湿、泻火养阴、顾护脾肺等为主。
第二、明朝官府多管齐下，铁腕治疫
据现代学者统计，万历八年至十六年间，北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死于灾荒和鼠疫的人口合计约为700万人”，而这一数字“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4%。以千分之4的年平均增长率计，要有10年时间才能恢复。仅仅八年时间四个省份之内，就造成了如此恐怖的损失，扩展到整个明代更是无法统计，因此，明朝对于瘟疫非常重视，采用了多种方法防治瘟疫。
①解决饥荒问题
明政府认为疫灾往往与饥荒相伴而生，甚至可以说，饥荒是疫灾发生的必要条件。在医疗技术水平有限的古代中国，把饥荒问题解决好是应对疫灾的根本之策。采取鼓励种植桑枣、仓储积粮、兴修水利等，对预防疫灾的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
②封赏有功官员
疫情发生后，明廷采取了一系列应对办法，包括开仓赈民、减免赋税，从其他未受灾地区调拨物资，以解决民众之急需。而且，赈灾情况也与当地官员的仕途息息相关，赈灾不力甚至借机贪墨之徒，轻则免职，重则上刑。《明史》中记载的“内外官皆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有这套管理考核机制在，当地的“父母官”不敢不认真对待，史书上也不乏那些赈灾济民的廉吏的故事。

③完善医疗
明代时期，根据疫情等级，由医官配置汤药或膏药，给患者按病下药。有时太医院也会参加，民间也会自发组成免费的医疗队。明朝时期，抗疫措施不断得到创新。明嘉靖年间创制“济疫小饮子”，给民间赐药的同时，还有“颁方”等手段。用雄黄涂抹防疫的同时，也被用于塞鼻以防疫。当时明代开设了惠民药局，军民工匠贫病者均可在惠民药局求医问药。遇疫病流行，参与救治瘟疫患者，向灾区灾民提供防疫治疫的基本药物是惠民药局的重要职责。如万历九年(1581年)，山西交城县发生瘟疫，许多百姓感染疫菌，危在旦夕，知县吴腾龙“集医于惠民药局，施药活之。”但到了明朝中后期，惠民药局便开始慢慢衰弱。
④掩埋尸骨
掩埋尸骨是减轻灾区疫情，防止瘟疫病毒扩散的重要措施。瘟疫往往会导致人畜大量死亡，尸横遍野。来不及掩埋的尸体腐烂，滋生疫菌，使环境卫生恶化，威胁更多人的生命。在瘟疫流行时，为防止病菌滋生和蔓延，明朝政府会采取措施掩埋尸骨。掩埋尸骨不仅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有效手段，还符合中国人“入土为安”的思想。以树立国家在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快速的安定人心。
⑤灾后抚恤
疫情发生后，对于命悬一线的灾民来说，向他们提供粮食、药物、布帛、资金等物资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可以保障灾区抗灾和重建工作顺利开展。
粮主要来源于仓储积粮，药主要由太医院和惠民药局负责。同时还会开设粥场，明代粥厂的数量多，救助范围广，无论是当地灾民还是逃荒于此的外地人都属于救助对象。这样，既可以使背井离乡的流民有粥可食，为灾区社会生产的恢复保存劳动力。

笔者认为：可以说通过这些方法，明代保证了能够在大灾时期控制疫情，不会造成特别巨大的瘟疫扩散，但是到了后期由于朝廷腐朽等问题，朱元璋时期建立的防灾制度落实严重受损，所以明朝最终在瘟疫天灾等问题的共同冲击下灭亡也是情理之中了。

第三，及时隔离控制疫情蔓延。
《徐霞客游记》中，有一段关于瘟疫隔离的记述“然多避而免者。故每遇寅年，未出之人，多避之深山穷谷，不令人知。都鄙间一有染豆者，即徙之九和，绝其往来，道路为断，其禁甚严。”
“九和者，乃其南鄙，在文笔峰南山之大脊之外，与剑川接壤之地。以避而免于出者居半，然五六十岁，犹惴惴奔避。木公长子之袭郡职者，与第三子俱未出，以旧岁戊寅，尚各避山中，越岁未归，惟第二、第四名宿，新入泮鹤庆者，俱出过。”
天花（small pox）是由天花病毒感染人引起的一种最古老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1979年10月26日，联合国宣布正式全世界消灭了天花。当年的天花瘟疫传染性很强、死亡率很高，而且很有规律性：“每十二年逢寅，出豆一番”。当年的天花瘟疫也不是不能防治：然多避而免者。只是这种防治措施有点被动：避之深山穷谷，不令人知。当年的天花瘟疫面前，人人都是“公平”的，木公长子之袭郡职者，与第三子俱未出，尚各避山中，越岁未归。当年天花疫情的隔离措施也是强制性、集中性的：都鄙间（府城和边镇之间）一有染豆者，即徙之九和，绝其往来，道路为断，其禁甚严。
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一些瘟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于是设立隔离病坊，切断瘟疫的传染源，阻止疾病传播。明政府也设立“避痘处”。
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我们今天的居家自我隔离，与当年躲进不为人知的深山穷谷之中，其实作用都是一样的：避免被传染。现代隔离是最为快捷、高效，同时也相对廉价的一种防疫措施。尽管现在看来，隔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也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但话说回来，如果不采取隔离的措施，造成的损失恐怕要比现在大得多。
第四，发明了人痘接种术。
面对瘟疫高密度的袭击，我们的先祖不断在溯源探究，寻觅救世良方。发明于明代中后期，人痘接种法，就是通过直接从天花病人身上取得痘苗，接种到位出天花的人身上，希望他出现天花反应，获得免疫力。方法有：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水苗法。痘衣法、旱苗法、水苗法均为鼻苗法，痘浆法则为生苗法，但危险颇多，后为“种苗”所替代，人痘接种法在清初已在全国普遍运用。后来这种方法被国外效法，并启发了英国医生詹纳在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术，开启了人类彻底战胜天花的序幕。
提到明代的瘟疫，有一个人物是绝对绕不开的，他便是创立了瘟疫学说的大国医——吴有性（1582~1652年），字又可，生于江苏吴县东山。明末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瘟疫流行。医家当时用治疗一般外感病的方法，或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往往无效。

鉴于此，吴有性潜心钻研，认真总结，认为虽然《伤寒论》中提出时行之气有传染之说，但据实际情况，有时行之气未必有疫，故而时行之说不可使人信服。人是否得疫病，是由于疠气所致。疠气是杂气中之一，每年都存在，其盛衰多少，与地区、四时与岁运有关。
吴氏突破了六气致病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传染病病原观点。这些，已被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所证实，这是吴氏对温病学的一大贡献。吴有性的《瘟疫论》及其所创立的瘟疫学说，不仅领先了西方世界200年，也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温病辨证论治纲领，从而充实了祖国医学温热病学的内容。
第五、乡绅的地方责任感，积极的社会救治
由于有些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加上部分官员只求自保，地方的瘟疫更多只能靠地方社会来自我救治，而这其中地方人士建立的民间医疗组织可谓居功至伟。与一些地方官员不同，乡绅们对自己的家乡还是比较热爱和有责任感的。他们会借助自己的财力以及人脉等建立民间医疗组织进行积极的救治活动。比如乡绅杨文东自己牵头，在其家乡河南虞城建立了民间医疗组织“广仁会”。为了应对医药价格昂贵的问题，他联合了当地的大户人家，帮忙出钱凑款购买药材，同时选拔精通医术之人积极参与对患者的治疗。同时，针对一些病死的尸体，这些乡绅也组织人员尽快进行掩埋并恢复周围环境与卫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瘟疫的传播。
无论病魔是多么的险恶和猖獗，每次正邪之战最后总是人类可以躲过毁灭性的灾难，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古至今，我们面临了多次的疫情，但依旧没有被这些所吓倒；先辈们更是在一次一次战疫的过程中为我们留下了清洁环境卫生、隔离救治等等宝贵的经验，举国上下，齐心战疫，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更何况现在的医疗手段这么发达，任何的疑难杂症都不是问题，人类史册将记载这武汉一页、中国篇章。大地已经回暖，枝头正在泛青，只要不被自己打倒，英雄的武汉一定会从血泊中站起，江汉关钟楼顶上的国旗，依然昂首挺立，迎风飘扬，猎猎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