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霞客到丁文江
孙荣圭
中国古代地质知识的主要来源有二:一是与矿治陶瓷医药有关的矿物和矿床知识:二是与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有关的地质知识。前者始终没有摆脱经验主义的范畴。后者虽然含有不少透辟的见解(如《管子》、《梦溪笔谈》和天才的猜测(如《老子》、《易经》)，但缺乏比较详细的观察以及系统的理论依据。
经过漫长的封建年代的积累，在明代晚期商品生产和资本萌发的刺激下,古代科学的新成就相继问世:郑和(1405-1433)的强大船队七下西洋;李时珍(1518- 1593)的《本草纲目》;宋应星(1600- 1650)的《天工开物》;徐宏祖(1586-1641)的《徐霞客游记》。这些成就在两个世纪内同时涌现，未必是历史的偶然,它将预示着一场科学技术革命的到来。然而,这是场中国风格的革命，是不宜用西方的尺子来度量的。近年来，中外学者都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发生西方那样的科学革命?-些中国科学 史学家不遗余力地从中国或东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找原因。美国科学史学家席文(N. Savin, 1987)则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就很不合理，应当讨论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讨论历史上没发生什么，尤其无法回答，为什么没发生。
问题在于,对明代晚期中华民族的科技成就应作如何评价。大家知道，在欧洲科学革命后，不仅产生了科学地质学，而且产生了比较自然地理学,这些学问是古代所没有的。科学地质学和自然地理学是观察的科学，它们的建立，不仅需要系统的观察材料，而且需要具有冒险性格、热爱和善于观察自然的人。在15至17世纪的中国，这两个重要条件都具备了，所以才产生了不同一般的科技成就。如果作一番 比较的话，那么，郑和较之哥伦布Chritopher Colum-bus, 1492-1502)，李时珍较之林奈( Carolus Lin-neus, 1707- 1778),宋应星较之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徐霞客较之郝屯( James-Buffon1726- 1797)并不逊色而各有千秋。 至于中国的上述科技成就不具备后来西方科技的系统性和逻辑性，这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对比;它不能说明，明代晚期的中国科技不具备演变成另-一种科技体系的历史可能性。
中国历史的一个不幸是，15至17世纪的科技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被一个少数民族的侵人而中断了。在中国改朝换代的动乱之际，西方进人了科学革命时期，逐渐将中国的科技抛在了历史的后边，并从此一蹶不振。因此，郑和、李时珍、宋应星和徐霞客一-流，就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史上较为突出的人物。
《天工开物》，尤其是《徐霞客游记》的真正价值,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中国第一一代科学家丁文江(1887-1936)首先发现的。这一-发现的动机，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出于对人类文化的科学理解。丁文江(1937)写道:“让我们记住，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现代工业文明的确已经在欧洲发展起来,但如果没有作为欧亚大陆共同遗产的早期文化基础，它绝不会产生出来,在这其中,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丁文江(1929)还认为，徐霞客和宋应星的著作与明代晚期开始的“中国文艺复兴思想”是同一历电阶段的产物:这一阶段的研究方法 ,已由传统的引经据典转向对自然现象和人的技术进行直接考察,第一手材料开始受到重视。因此,徐霞客和宋应星的成就，从内容和方法来说，都不属于旧范畴，而属于新范畴;可惜，它们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被埋没了三个世纪。
丁文江发现并肯定徐氏著作的历史价值，与丁氏个人经历大有关系;而丁氏迷恋祖国的大西南,甚至可追索到幼年时代对汉武帝功业的崇拜。1901年 ，年仅14岁的丁文江，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文，获得江苏泰兴县令 龙璋的高度赞赏,为丁提供次年赴日本留学的机会。
1911年，丁文江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和地质双科学成归国，自越南人滇，第- -次体验徐霞客探险的兴味，这是丁氏对中国西南地质和地理科学开拓和奠基的预演。徐霞客在贵州、云南和金沙江流域勘察四年，在其所写的《江源考》和《盘江考》中，采用了一整套名词术语,这实际上是两篇科学论文。更重要者,徐氏发现盘江是西江的主源;湄公河与怒河并非同一河流，金沙江是长江的真正源头。丁文江(1921)感叹地说:“他为了追求真知和达到精神上的满足,风餐露宿，废寝忘食，这正是文艺复兴精神的体现”。
1913年,丁文江就任北京政府农商部矿政司地质科长伊始，就创办了地质调查所。1914年2月至1915年1月,丁只身深人云南等地，进行国人有史以来首次地质科学考察。他忠实地沿着徐霞客的旅行路线前进，填补了徐遗留的地理学空白。在外国探险家未曾到过的广大地域，丁对地层、构造、矿床、矿物、岩石、经济地理和人种诸领域进行了前无古人的考察，获得了丰硕的第一 手材料和研究成果。 他是研究 个旧锡矿和东川铜矿最早的中国地质学家;在与矿工同住一个工棚中，第一次体会到劳动者的苦难。丁文江和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开创的地质联系矿业的优良传统，实自兹始。
丁文江出国留学之前,已经接受9年封建教育的熏陶;再经过9年的西方教育,实用主义和社会进化论成为他世界观的主要部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观念，始终被丁奉为行动指南，并且赋予具体的含义。修身一将自己 修成徐霞客式的科学开拓者，齐家为了全家生活,忍痛脱离科学生活，去担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治国为使家乡百姓免遭奉系军阀涂炭，充任淞沪总办。这位任职仅八个月的淞沪总办，虽然为收回中国主权做了一些好事，实际上，却被军阀孙传芳当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1927年,在 丁借故辞去沪总办职而痛苦反思中，他又从徐霞客那里找到了精神寄托。经过6年多的工作，在梁启超、胡适以及许多同辈和晚辈的协助下，丁文江终于利用隐居逍遥之机，完成重编《徐霞客游记》,附长期研究成果《徐霞客年谱》和《游记地图》，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只是在此书出版之后,中国人才从丁文江的权威评价中真正发现了徐霞客。丁文江(1927)在该书序言中最后写道:徐氏“求知之念专，则盗贼不足畏、蛮夷不能阻、政乱不能动，独往孤行、死而后已”。这是丁氏对“徐霞客精神”的概括。
丁文江对徐霞客的敬仰，不在于言，而在于行。1928年， 丁获机会到广西作地质考察,为川黔铁路选出海之路，为地方建设勘察矿产,学术上颇有收获。1929年， 丁重返地质调查所，主持- .项调查西南地质的大计划。丁文江挑选的地质学家赵亚曾、黄汲清谭锡畴、李春昱、王曰伦以及自愿前往的测地学家曾世英，都是一些徐霞客式的青年学者。赵、黄是先锋，他们由陕西越秦岭至川西，然后分道，赵人滇,黄人黔;丁亲率曾、王由重庆人黔;谭、李则进人川边和西康。丁知川滇路上不平安，曾电召赵至重庆同行。赵电覆“西南太平的地方很少，我们工作没开始就改变路程,将来一定要一步不能出门了。所以我决定冒险前进”。此电发出不足一一个月，赵亚曾行至云南昭通被土匪枪杀，为学捐躯。噩耗传来，丁文江痛哭失声，本来他已为赵亚曾安排出国讲学,让外国人一览中 国青年地质学家的造诣，为国争光。结果知是:“老骥识途空自许，鸿雁坠网已难还!"虽然如此，这次考察,还是奠定了中国西南区域地质学基础，有许多重要发现,并培育了一批杰出的地质学家，这是中国地质学史最悲壮的一页。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徐霞客的身影。
“9.18”事变后,丁文江的思想变化很大:由“修身"再一次转向“治国”;由拥护蒋介石的华北绥靖政策，转变为公开斥责蒋不抵抗主义是“最无耻的自杀政策";由言论上的抗战转向行动上的抗战，最后在为抗战找煤的现场以身殉职。在他逝世的前一年，丁 文江立下了遗啊，安排了后事。他似乎已预感到，国难当头:由于“拼命做工”和“锋芒毕露’.他迟早有一 天会身遭不测。对于生与死，丁有自己的哲学:“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象你永远活着那样”。什么是丁文江的理想?”“大众的幸福就是一切理性的人的最终的道德理想”。纵观丁文江的一生，看不出他的这句话是说给别人听的。中国近400年的科学史告诉我们，在徐霞客之后,没有哪一位中国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比丁文江在贡献和气质上更像徐霞客。如果说,徐霞客开创了中国近代自然地理学的话,那么，丁文江则是中国地质学的主要开创者。他们的科学贡献和历史价值终究会被人们所发现。
参考文献
[1]徐弘祖著，丁文江编，徐霞客游记，商务印书馆，1986年重印版。
[2]胡适编,丁文江的传记，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出版，台湾中华书局,1973年版。[3]夏绿蒂.弗思著，丁文江一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丁子霖、蒋毅坚、杨昭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根据哈佛大学1970年版)，1987年版。[4]孙荣圭著,地质科学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N,席文，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 1987年在北大讨论会上的讨论稿。
[6]江苏省泰兴县文史资料研究员会编,泰兴文史资料第四辑-纪念文江先生诞辰一 百周年专辑,1987年印。
[7]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中央地质调查所,1947年出版。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