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对徐母王孺人籍贯的探索记实
江 声
探索徐母王孺人的籍贯在哪里，是徐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课题，无锡的一些徐学研究者认为王孺人是无锡嘉乐堂王重道的女儿，她是无锡人。对此，江阴的一些徐学研究者认为王孺人的籍贯在江阴，她就是江阴人，于是江阴与无锡的一场关于王孺人籍贯问题的学术争论由此展开。
一、江阴首先提出了王孺人的籍贯为江阴
事情的缘起，是江阴的陈锡良发表了《徐母王孺人身世考略》（见江阴《徐学研究》2015/1期），提出王孺人出身江阴璜塘。对此，江阴缪幸龙同志进行了质疑，发表了《对〈徐母王孺人身世考略〉一文的几点疑问》（见江阴《徐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53辑）。他不赞同陈锡良的意见。他在文中对王氏支谱一世到十七世的王氏男主人的女儿婚配情况逐一进行排查，指出王诗没有女儿，因此，认为王孺人出身于璜塘王诗家没有历史依据。
这本来是江阴学者间的正常的学术争论，但这一学术争论，被贵州张兴华先生发现了，于是，他写了《王忠纫其人》（见无锡《徐霞客与当代旅游》2018/03第一期），在文中说明，他发现了缪幸龙同志的文章，肯定了缪幸龙的意见，并为此发表了几点补充意见。但在文章中第三点意见中他这样写道；“霞客去世后，也未见东常（指陈锡良说的王孺人的出生地）有来往的记录，而王忠纫却来了，并将手稿带走。但缪幸龙先生文章的缺欠是没给出徐母王氏的家族所在地。”在这里， 他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是说，他知道“王孺人的家族所在地。”然后，就在过了几个月后发表了《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见无锡《徐霞客与当代旅游》2018/12第四期），胡说“陈仁锡作《王孺人墓志铭》时，误把无锡江阴巷当成江阴，少了巷字。”吕锡生教授为此在同一期刊物上发表了《十证：徐霞客母亲籍贯在无锡》一文，进行呼应。从此，无锡从2019到2020年这两年多时间内，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论述王孺人为无锡嘉乐堂人，并且提出要在无锡建造“贤母祠”。
无锡的一系列举动，引起了江阴的重视，原江阴市副市长陈捷元与原政协副主席陈楠同志，曾多次要求江阴徐学界予以关注，而且参与无锡关于王孺人籍贯的探讨。正是在陈捷元副市长和陈楠副主席的鼓励下，江阴徐学界开始关注起王孺人的籍贯问题，并且发表了一批研究文章，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二、江阴徐学界对无锡认为王儒人出生于无锡嘉乐堂提出了质疑
蔡崇武和缪幸龙同志首先响应，并分别执笔写了文章，开始与无锡方面展开论辩。蔡崇武写了《关于徐母王孺人出生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的若干质疑》（见《徐学研究》2021第3期，总第五十九期）。他在文章中首先对张兴华说陈仁锡作《王孺人墓志铭》时“误把无锡江阴巷当成了江阴，少了个巷子”，进行了驳斥，他说陈仁锡不仅了解江阴，而且多次去徐霞客家考察，绝不可连徐霞客母亲王孺人是哪里人都搞不清楚。另外他引用清代乾隆年间学者黄卬的著作《锡金识小录》中记载：说无锡市码头“它起于康熙年间，至同治中兴时落幕，历时近200年”。江阴巷也是那时才出现在布行巷附近。明末时期，作为苏州人的陈仁锡不可能知道无锡市江阴巷存在，因此陈仁锡说徐母王孺人为“澄江右族”，这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同时纠正了无锡方面对王孺人的母亲邹氏出生年月上考证的错误。文中还向张兴华提出了三点质疑。并强调指出，“王孺人可能是江阴人，也不排除她可能是锡山人”，但绝不可能是无锡嘉乐堂人，因此得出结论：“张兴华笔下的王孺人，她绝不是陈仁锡笔下的王儒人，也绝不是徐霞客的母亲。”
缪幸龙同志写了《对徐母王孺人出生无锡一说的几点疑问》，同时对张兴华先生的文章进行了批驳。他在文章中首先指出在同期（指无锡《徐霞客与当代旅游》2018/12第四期），署名金易（即吕锡生教授）的文章《十证：徐霞客母亲籍贯在无锡》中，“有介绍王重道与两位妻室华氏时，列出了可供核查的证据出自‘陈继泉《王母华氏墓志铭》’但笔者经过检索，发现明清两代并无撰写此份墓志铭的陈继泉。”指出这是作者在造假。接着作者根据吕锡生教授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一文中说“（王孺人）谍谱上未留有名字，只知嫁江阴南旸岐徐有勉后称王孺人。她是无锡嘉乐堂鸿胪序班王重道小女，王化行之妹。”他指出作者在这里未见有可资验证的原始依据。然后，缪幸龙同志查阅了12份原始历史资料，最后发现，这不同时间撰写的与王重道家有关的历史资料中，“没有发现王重道所生女儿有嫁给徐霞客父亲徐有勉，或者嫁给江阴梧塍徐氏、江阴徐氏的实证。即使是王重道继配有没有生育女儿这样至关重要的信息，也只字未见。”为此，作者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疑问：一是关于陈仁锡“记错”一说。缪幸龙同志对张兴华说陈仁锡在《王孺人墓志铭》中，“误把无锡江阴巷当成江阴，少了个巷字”，对此列举四点理由进行了驳斥，指出陈仁锡写的是“澄江”，没有错，错的恰恰是张兴华，在地名上混淆是非。二是关于王孺人遭遇倭乱的时间，缪幸龙同志列举历史事实，证明江阴王孺人遭遇倭乱是在嘉靖三十四年那次，而王重道家遭遇倭乱是在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岁那一次，时间上与徐母王孺人遭遇的倭乱差了将近一年。三是关于倭乱时王孺人娘家的位置。文中指出江阴王孺人娘家位于江阴东面的农村，逃难的方向是无锡县城。而王重道家是“世居邑北郭之江阴巷”，孙继皋称其为“北郭王氏”，两个王孺人根本不是同一家人。四是关于王孺人逃难的路线，缪幸龙同志指出，江阴的王孺人逃难路线，“走的是一条从农村到城市的路线”，而王重道家逃难的路线，只是从城郊到无锡城内，“倭乱过后，王重道一家又返回乡下重建家园”，因此如果王重道真有女儿王孺人，两个王孺人肯定不是同一个人。
蔡崇武、缪幸龙的文章发表，无锡方面并未引起重视，在《徐霞客与当代旅游》（2021/06第一期）吕锡生教授连续发表了《东海贤母王孺人世系》序等四篇文章，继续宣传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为此，蔡崇武与缪幸龙同志，决定直接点名吕锡生教授进行驳斥。他们分别写了《无锡嘉乐堂的王孺人，真的是徐母王孺人吗？——与吕锡生教授商榷》和《让无锡嘉乐堂的王孺人回到历史镜子下——关于王孺人八个历史事实的真假之辩》（见《徐学研究》2022第一期）。两篇文章，摆事实，讲道理，与吕锡生教授开始了论辩。蔡崇武在文章一开始，指出发表在中国《徐霞客研究》（第40辑，题为《论无锡大运河文化中的新三宝》，作者尤秀渊，吕锡生）的文章中说：“这样一位贤母指王孺人过去，说是出生于江阴城东的王氏家族，今年考证却是出身于无锡。“蔡崇武认为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为此，他在文章中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驳斥。一是关于王孺人的出嫁年龄问题。他引用了丁文江先生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一段关于徐霞客出生时的文字，指出徐有勉和王孺人都出生在嘉靖二十四年乙巳（1545），夫妻二人是同年的。而张兴华在《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一文中，说“在王重道死前2年，就把17岁的女儿嫁于江阴马镇南旸歧徐有勉（霞客父）为妻”。王重道死前两年为1563年，那么这个王孺人1563年为17岁，她应该是1547年出生，这样她比徐有勉小2岁，这就与丁文江记载的徐霞客父母亲是同年的完全不符。也许吕锡生教授发现了这个“漏洞”，因此，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一文中，他悄悄地作了更正，说王孺人是1545年出生，与徐有勉同年了，是19岁嫁给徐有勉的。但吕锡生教授在与尤秀渊副教授合作的《论无锡大运河文化中新三宝》一文中，又写道：“她（指嘉乐堂的王孺人）从小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17岁下嫁同样以耕读为业的徐有勉。”这里，又说王孺人是17岁嫁人的了。蔡崇武指出，吕锡生教授一会儿说王孺人是17岁嫁人，一会儿又说19岁嫁人，很不严肃。（吕锡生还有一说：王孺人是18岁嫁人，本文中未提）。二是蔡崇武在此揭露了吕锡生在《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一文中，为了证明这个嘉乐堂的王孺人是徐霞客的母亲，就虚构了这个王孺人的二哥，把王表的长子王立道的庶子王化远，来替代王孺人真正的二哥，即王重道的二儿子王化远，从而来掩盖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与徐有勉年龄上的差距。三是蔡崇武举两例，指出吕锡生教授为了把嘉乐堂的王孺人说成是徐霞客的母亲那个王孺人，随意背离了事实。四是呼吁吕锡生教授要反思一下，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明明是假的，还值得不值得继续讨论？
缪幸龙同志在《论无锡嘉乐堂王孺人回到历史的镜子下——关于王孺人八个历史事实的真假之辨》一文中，他对吕锡生教授所述的嘉乐堂的王孺人为徐霞客的母亲，提出了八点质疑：（一）“关于王重道父亲王表的卒年与王重道幼子名讳”的问题。他认为“吕教授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一文中，将无锡徐母王孺人的爷爷王表卒年记为1573年，王表四个儿子记为立道、重道、望道、有道”，有两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根据无锡孙继皋在《宗伯集》卷八记载，王表卒年应为1554年，另据罗洪先考证，王表四个儿子应为立道、重道、望道、信道，说其“幼子为有道。”这两点与历史事实不符。（二）关于王重道倭乱后迁居无锡小娄巷，人称“城东王公”问题。吕教授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世系概述》中说：嘉靖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516—1565）日本浪人寇掠我国东南沿海，无锡倭患严重……重道迁居东门小娄巷，人称“城东王公”。缪幸龙同志指出“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应为1554—1555年。另外通过多方面考据，指出多年倭乱时，迁居无锡城内的，是王重道哥哥王立道一房，不是王重道一房。”又所谓人称其“城东王公”，未见文献记载。（三）关于王重道与徐洽长期是同事问题。缪幸龙同志根据《徐氏宗谱》记载，徐洽于“岁乙巳（1545）授鸿胪序班”，而王重道“早在王重道哥哥王立道1547年去世前面的数年间，就已赋闲在家”，因此“王重道与徐洽在鸿胪寺时间上不可能有交集。”（四）关于王化远的生父与生年问题。比较吕锡生教授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中关于王化远的论述与邬秋龙副教授在《王忠韧与徐霞客交谊考述》中，关于王化远的论述，发现两者关于王化远生平事实与卒年完全相同，只有生父与生年不同。经过作者的考证，事实证明，王立道根本没有吕教授所称的小妾刘氏以及王化远这个庶子，王化远肯定是邬秋龙副教授所称的王重道的儿子，王化远的生年也不是吕教授所称的1545年。（五）关于王孺人的逃难年份与逃难路线问题。江阴王孺人逃难时是嘉靖三十三年，逃难的路线“是一条从农村到城市的路线”，最后的目的也是无锡县城。而嘉乐堂的王孺人（如真有逃难经历），应是嘉靖三十四年，“其逃走的是一条从城内到城外再到城内的路线”，因此，两个王孺人应该不是同一人。（六）关于王孺人的出嫁年龄以及嫁到徐家后一年内“大丧相继”的问题。缪幸龙同志指出吕教授在自己不同的文章中说王孺人出嫁年龄为17岁，后又说19岁，再后说是18岁。他指出：“王孺人18岁出嫁以及出嫁后的同一年中接连发生三起‘大丧’，与历史事实截然不符。”（七）关于王孺人长期护理体弱多病的王重道继配华孺人的问题。运用历史资料证明，照顾王重道继配华孺人的是王重道的长子王化行与次子王化远夫妇，不是吕教授说的“孺人母华氏，体弱多病，全仗孺人照顾。”（八）关于王孺人女儿嫁给王学一以及王、徐两家亲上加亲的问题。缪幸龙同志指出：即使徐霞客的姐姐真的嫁给了王学一，是否就一定存在“徐有勉夫妻带着小霞客常住无锡姐夫家？”指出这种“把徐霞客的成长归因于经常跑无锡，”是没有根据的。
蔡崇武，缪幸龙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中国徐霞客研究会的高度重视，《徐霞客研究》先后在第40辑、41辑上分别予以全文转戴。
三、江阴与无锡关于王孺人出身地的争辨，激发了江阴探索王孺人出身地的热情。
江阴资深的徐学研究者刘徐昌，在《徐学研究》2021/4（总第六十期）上，发表了《从“城东王公”谈起》，对徐母王孺人的出身地进行了探索与考证。他认为“要考释王孺人之父是何处人，只能依据‘城东王公’及‘城东公’这两处记载（这两处记载，见陈仁锡《王孺人墓志铭》）而展开。”“那么，这‘城东王公’应是什么城呢？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即江阴城……。”“江阴历史上，以江阴城为中心，给人以尊称的有二人，一是南宋末元初的陆文圭，第二个就是王孺人之父了。”陆文圭隐居于（江阴）城东，且离江阴城又很近，所以称其为墙东先生。王孺人之父居于江阴城东，又是徐霞客的外祖父，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所以陈仁锡称其为“城东王东”或者直接称其为“城东公”。那么，这“城东王公”居住在江阴城东什么地方呢？作者在调查江阴城东王氏家族时，发现了《王氏三沙全谱（三槐堂）》中有相关信息。谱中有查墓（又称跖墓）王氏的信息，即查墓村的信息。该村明朝时属昭闻乡。当时包括11个自然村，而至今只有6个自然村存世了，查墓村已经消失，但它的地名依然存在，但只剩了一片坟地了，它叫查墓坟。据《王氏三沙全谱》载，查墓王氏世上也曾人丁兴旺，传世至今已有三十四世孙。“不过自明代以后，查墓王氏虽为大族，却不为显世之家。”王孺人即为查墓王氏的后人，王孺人之父“城东王公”应该生于嘉靖初年，这时，查墓王氏早已成为普通人家，“这与陈继儒的《豫庵徐公配王孺人传》中的有关记载：“孺人布衣妇”这条信息是相吻合的。陈仁锡的《王孺人墓志铭》中说“孺人筑场圃，代之农，这条信息，与查母王氏成为普通人家也相吻合。”“从地理位置看，从查墓到旸岐不过二、三十里路……如果从水路走，行船从旸岐出发可直达云亭，上岸后，二里地即到查墓村了。”再从王孺人幼年避倭至无锡的历史事件分析，王孺人出身于查墓也是相吻合的。因此，“城东王公”应该出生于江阴云亭南的查墓村。这篇文章，从探讨“城东王公”的出生地入手，证明了徐母王孺人为江阴云亭的查墓人，这对王孺人的籍贯提供了新的佐证，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
本文开头曾提到，陈锡良同志是江阴第一个提出王孺人是江阴人，而且在8年前就发表了相关的论文进行了论证。但后来遭到了无锡方面的质疑。在江阴对无锡关于王孺人为无锡嘉乐堂人进行了公开批驳后，陈锡良同志感到“峰回路转”，于是发表了《王孺人出生江阴东常村再考》（见《徐学研究》2022/2总第六十二期），对徐母王孺人的出生地展开了讨论，坚持认为王孺人就是出生在江阴璜塘镇东常村。他的文章共有四个部分：一、王孺人出生江阴璜塘东常村的考证受质疑。陈锡良同志首先回顾了自己考证得到的结论有五点：1、嘉靖年间江阴东常村王诗，号成东，配无锡兴道乡华氏。女儿（即王孺人）生于1545年。2、王诗卒于嘉靖四十二年。3、王诗家数代都有人做官，属于耕读大户，与徐家门当户对。4、倭寇猖狂时，王诗全家避难无锡城内。5、华氏带长子、女儿出无锡北城探望“姻家杨”。他认为以上要素均与《王孺人墓志铭》相吻合，从而确认徐母王孺人出身于璜塘镇东常村。二、王孺人出生无锡嘉乐堂王氏的考证不能成立。并列出了10条理由：1、《王重道世表》，王重道号梁川，说明（他）不是徐母王孺人父亲王城东。2、《王母华孺人墓志铭》里，王重道卒年证明不是王孺人父亲。据《王母华孺人墓志铭》记载的华孺人卒年推算，王重道卒年为1565年，在，而王城东卒于1563年，即使王城东与陈孺人和徐洽卒在同年（即1564年），王重道比王城东都晚卒二年或一年，因此王重道不是徐母王孺人的父亲。3、在《王重道世表》里，未见王重道有女儿的记载。4、王立道撰《王介妇华氏塘铭》没有记女儿（王孺人）。5、孙继皋撰《王母华孺人墓志铭》里没有记女儿（王孺人）。6、李维桢撰《王太学墓志铭》没有记王化行的妹妹（王孺人）。（这里的王太学是指郡庠生王化行），从3、4、5、6条的《王重道世表》等四个严肃的家族档案都不记女儿、妹妹，足以证明王重道确实没有女儿——徐母王孺人。7、无锡城里的王重道不是“澄江右族”。8、“姻家杨”也说明这个杨氏应是王孺人哥哥（王化行）的未婚妻，但王化行配的是秦氏，这说明王重道的儿子王化行不是徐母王孺人的哥哥。9、王学一（王畸海）不是徐母王孺人的女婿。指出王孺人女儿嫁的确实是无锡人，但夫君是黄汝石，不是王学一。10、王永吉（王忠韧）不是徐母王孺人的族亲。他认为王学一是嘉乐堂王重道的孙子，王永吉是王表的曾孙，两人和徐母王孺人在不同的王氏家族，没有亲人关系。三、徐母王孺人出生江阴东常村是终考。作者有八大观点：（一）王诗号“成东”与《王孺人墓志铭》“城东王公”相符。（作者指出“成东”的“成”与“城东”的“城”两词同音，一字不同，属相符。）（二）王孺人母亲华氏，兴道人，与《王孺人墓志铭》相符。（三）王孺人是王诗、华氏的女儿。说明王诗的长子与次子年龄间隔十一年，明显缺了一人，这人就是生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的王孺人。（四）王诗卒年与王孺人父亲王城东卒年相同。（五）王诗家庭与《王孺人墓志铭》记“澄江右族”相符。（六）王孺人父亲避难无锡城缘于倭燹。（七）王诗长子原学配张氏与“过姻家杨”基本相符。作者认为“姻家杨”和张氏应是同一家，应该是“姻家张”，因同韵，音近而记错。（八）徐母王孺人出生江阴县金凤乡东常村。四、考证经验教训总结。指出无锡考证王孺人，“至今拿不出一件确凿的能证明徐母王孺人是无锡人王重道女儿的关键证据。”
陈锡良同志在推出《徐母王孺人出生江阴东常村再考》后半年不到，又推出了《徐母王孺人出生江阴东常村三考》（见《徐学研究》2022/4总第六十四期）。陈锡良同志总结了《再考》中五点成果，1、王重道是无锡嘉乐堂的右族，而不是澄江（江阴）右族。2、王重道号梁川而不是号城东。3、王重道没有出生（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的女儿（徐母王孺人）。4、王重道儿子王化行配秦氏而非“姻家杨”。5、王重道卒于嘉靖四十四年而非四十二年。综上五点，与《王孺人墓志铭》都对不上号，因此，陈锡良同志认为“徐母王孺人不是无锡嘉乐堂王氏，不是王重道女儿。但他研究了《再考》发表后，无锡吕锡生教授发表了批评文章，他决定对吕先生的三点质疑提问，作一一解答。”一、（针对吕先生提出的“城东王公”住哪里？）陈锡良同志写道：“王城东住江阴县金凤乡东常村。”二、（针对吕先生提出“王公的王氏右族”在哪里？）陈锡良同志写道：“东常村王氏自南宋至明清一直是澄江望族。”这个问题，必须回答“城东王公为什么称澄江右族。”这从三个方面分析：（一）三槐堂西沙王氏社会地位居高。列举第十世王天惓到十六世王诗止，列代都是有功名之人，一半有官位、荣誉，声望显著，这“不是澄江右族是什么？”（二）东常村王氏家庭经济上比较富裕。列举了从第十世到十六世王诗，各夫妻配偶关系以及寿命情况，指出王鹢、王诗父子寿命比祖上短，并估计与倭燹避难中颠簸流离、惊恐有很大关系。其余的都生活富裕，寿命比较长。（三）东常村儒学文化底蕴比较深厚。这王家主要当家人，都有字号，说明耕读传家，儒学一脉相承。这一切，说明王氏家族，是个真正的书香门第。三、（针对吕先生问：为什么《游记》里不见徐霞客和东常村有交往的问题）陈锡良同志写道：“东常村‘城东王公澄江右族’早有记载。”事实上，《王孺人墓志铭》内初稿，是徐霞客及兄徐弘祚所写，所有事实都是兄弟俩提供。陈仁锡只是将初稿内容按墓志铭的格式……修改缩写成墓志铭。而“陈仁锡对澄江地理人文基本了解，加上已有徐霞客的初稿，绝不可能会把无锡江阴巷的王重道误认为澄江右族。”四、简说徐霞客与亲朋交往。重点说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三王”（王孝先、王受时、王忠韧）兄弟，其中王孝先、王受时及王畸海（即王学一）并非是徐霞客的亲戚，只是要好的朋友；二是质疑王学一“娶澄江徐某女”，无法确证徐女即徐霞客姐姐；三是吕先生回避王重道号梁川，王重道卒年，臆想“城东王公”不是澄江右族，而是无锡右族，无历史依据。陈锡良同志的两篇文章，连同他八年前的一篇，共三篇文章，凿凿有据。为探索王孺人的生出地提出了新的构想，从历史人物探索的意义上，值得徐学界高度重视。
四、为了证明王孺人为江阴人，江阴徐学界与无锡徐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作为徐霞客母亲的王孺人，也是个历史人物。从蔡崇武、缪幸龙同志的四篇文章发表后，无锡方面发表了多篇反驳文章，矛头集中指向缪幸龙同志。但缪幸龙同志无所畏惧，继续对无锡在王孺人问题上的造假进行了揭露。他写了《对吕锡生教授四组证明资料的辨析》一文（见《徐学研究》2022/3总第六十三期），对吕锡生教授的《证明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的四组资料》（见无锡《徐霞客与当代旅游》2022/06第一期），进行了集中批驳。他的文章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第一组资料的辨析”。这里涉及五个问题，针对这五个问题。缪幸龙作了一一论述。一是陈仁锡作墓志铭时会不会误把江阴巷当作江阴。他引用了墓志铭研究专家彭国忠教授关于墓志铭的论述，指出《王孺人墓志铭》是先由王孺人的两个儿子宏祚、宏祖提供原始资料，再由陈仁锡加工撰写，并获得徐氏兄弟的认可，方可上石。因此，陈仁锡的《王孺人墓志铭》是没有差错的，吕锡生教授的“江阴巷”是主观臆断。二是“四大要素”到底说的是江阴王家还是无锡王家？（一）关于城东王公。城东王公的籍贯为澄江（江阴）而不是锡山（无锡）。以《民谱》中嫁娶信息为准（列出徐洽子孙婚嫁情况），最后指出“徐有勉岳父王城东虽出身望族，显然没有功名和官职，不可能与吕教授力推有太学生功名、鸿胪寺序班官职、父兄是大名鼎鼎的父子进士的无锡王重道是同一个人。（二）关于澄江王氏右族（指豪门大族）。经查王明华主编的《江阴王氏概略》，“王氏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文化底蕴，从明代起作为江阴地区的知名大族是无庸置疑也是广为人知的。”（三）关于倭燹江阴。“吕教授公开质问史志或其它文献有否倭乱燹毁江阴的记载”，“事实是，若以燹毁县城来论，则江阴和无锡都没有发生；若以燹毁乡郊来论，则江阴和无锡都有记载。”（列举史实），指出“王城东遭遇的倭乱绝不是王重道的倭乱”。（四）关于王孺人的逃难路线。引用陈仁锡的原文，指出“王孺人的逃难路线是从澄江农村到无锡县城，而不是吕教授声称的从无锡城外的江阴巷到无锡县城。”另外，吕锡生教授说“古代妇女都缠小脚”，作者引经据典地进行了批驳。三是无锡王重道能否替代江阴王城东？作者对王重道的身份、官职、表字及民间传闻里的别号“东里王公”等等考察，指出他不可能是江阴的王城东。对其是否生有女儿未见文献记载。另外，把其幼子王化远说成是王立道的幼子王化远，这一切，证明王重道决不是王城东。四是今天的我们该用怎样的标准去评判“四大要素”是不是历史事实。指出“吕教授自设标准来衡量古人所作墓志，那么，其中很大一部分将判为不完全是历史事实。”五是“城东王公”这个被吕教授称为“一句文字的孤证”能否被否定。缪幸龙同志引用乔治忠教授关于历史考证方法的论述，指出“孤证同样可以被认定。”同时考证了“城东王公”一词的由来，认为“城东王公”一词是有来头的，是可信的。接着，缪幸龙同志推出了“对第二组资料的辨析”。指出“王重道是否有女儿嫁给徐有勉，现存知见文献只字未见有直接证据。”因此，“吕教授的推理是根本不能成立。”再接着缪幸龙同志对“第三组资料”进行了辨析。这一组资料，集中驳斥了“徐有勉婚后，常居住在无锡小娄巷舅兄家”的论述。为了驳斥吕锡生的观点，作者从徐家和无锡来往的“锡山杨氏、秦氏、侯氏姻亲”和“锡山马氏、郑氏、钱氏、何氏、顾氏、黄氏姻亲”一一作了考证，指出徐有勉成亲后，“即使王孺人娘家不在无锡，夫妻俩到无锡走访照样不存在困难。”相反，未见徐有勉去无锡嘉乐堂的记载。最后缪幸龙同志对“第四组资料”进行了辨析。缪幸龙同志指出：“《民谱》记载的通婚信息中，从徐洽到徐有勉祖孙三代没有一人与‘王公’家族通婚，这是从实证角度否定吕教授所谓‘亲上加亲’一说的直接证据。”不仅如此，作者还从“理证角度”，对吕教授的说法进行了批驳。缪幸龙同志的“四组资料的辨析”，有力地驳斥了吕锡生教授有关王孺人为无锡嘉乐堂人的论述，以大量的证据，证明了王孺人就是江阴人。
在缪幸龙同志发表了《对吕锡生教授四组证明资料的辨析》一文后，紧接着在《徐学研究》2022年第四期（总第六十四期）上，蔡崇武同志发表了《也谈徐母王孺人籍贯的“两大基石”——与吕锡生教授商榷》一文，集中驳斥了吕锡生教授的“两大基石”论。他在文章一开始，就指出“吕锡生教授的‘两大基石’论站不住脚，不能得出徐母王孺人就是无锡嘉乐堂人的结论。”他首先驳斥了吕锡生教授关于张兴华论述的“王忠韧即王永吉”，从而证明徐母王孺人即无锡嘉乐堂人——这第一块基石的错误论述。蔡崇武列举了张兴华发表于《徐霞客与当代旅游》（见2018/03第一期）的有关王忠韧的考评，并引用了张兴华原文的主要论述，从三个方面驳斥了吕锡生教授的错误论述：一是说王忠韧身世的水落石出，证明了他是“徐母王孺人的亲人”。这里吕教授用了偷梁换柱的手法，他知道王忠韧是嘉乐堂那个王孺人的亲戚，但并非徐母王孺人的亲戚。因此，只写王忠韧是“徐母王孺人的亲人”，从而使人们错误地认为，王忠韧是江阴徐母王孺人的亲戚。这是吕锡生教授的移花接木之计。二是吕锡生教授声称张兴华先生的文章，“揭开了徐有勉常走无锡的奥秘，揭开了徐霞客交友多闽人多东林党人的原因，也明白了徐霞客逝世后能自作主张取游记手稿整理的缘由。”蔡崇武指出这是吕教授玩的“迷魂阵”。据查有关徐学资料，未发现徐有勉去嘉乐堂的任何文证和物证。徐霞客交友多闽人多东林党人，这也很正常，因为他与闽人黄道周友谊深厚，朋友多闽人并不奇怪，徐霞客朋友中有几个东林党人，并不能证明徐母就是嘉乐堂人。王忠韧自作主张取走徐霞客游记手稿，并不能证明他就是徐霞客的亲戚。三是吕教授根据上述论证，认为张兴华“此文一出，便成为徐、王两家互动、王孺人必生于嘉乐堂王氏诗礼之家、成为探索其籍贯的基石。”蔡崇武指出，张兴华的文章（指张对王忠韧的考评），“只证明了王忠韧就是王永吉，与嘉乐堂有亲戚关系”，怎么成了“王孺人必生于嘉乐堂王氏”的证据之基石呢？因此，蔡崇武称这是“毫无根据的‘基石论’”。接着，蔡崇武对吕锡生教授另一“基石论”进行了驳斥。吕锡生教授说江大邬秋龙先生考证徐有勉的女婿王学一，原来就是无锡嘉乐堂王氏的王畸海，“这成了判定王孺人籍贯的又一大基石”。蔡崇武认为对此至少有三个问题必须作进一步的解读。一是，他指出民国《梧塍徐氏家谱》中记载：徐有勉子三，弘祚、弘祖、孺人出；弘禔，庶出；女，适锡邑黄汝石。邬秋龙认为徐霞客的姐姐嫁的是王畸海，即王学一，并在《徐霞客姐夫王畸海诸事考》一文中，作了具体解读，强调陈仁锡《王孺人墓志铭》最后一段有记载，这一记载，很可能是徐霞客兄弟或徐仲昭加入。邬秋龙同志也承认确有黄汝石的记载，但他坚持认为徐霞客的姐夫为王畸海更为可靠。蔡崇武认为值得探讨。二是，蔡崇武同志列举王畸海陪伴徐霞客去见陈继儒，但见面时，陈继儒的文章中两次提及王畸海，但都没有说王畸海是徐霞客的姐夫，因此认为王畸海只是徐霞客的朋友，不是亲戚关系。三是徐霞客西游前，在无锡与“三王”饮酒话别，但查遍整个《游记》，未见“三王”与徐霞客有亲戚关系的记载。邬秋龙同志也承认“王受时是否即王畸海之子王永祐，而王孝先是谁，则也还需徐学同仁共同来揭开谜底。”蔡崇武承认邬秋龙副教授是个尊重历史的学者，但这些问题不搞明白，吕锡生怎能证明王畸海就是徐霞客姐夫，更不能证明徐霞客的母亲就是无锡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最后，他认为吕锡生教授为了把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说成是徐霞客的母亲，做了三件事：“一是把对张兴华和邬秋龙关于王忠韧和王畸海身世考证的材料，处心积虑地转化成证明王孺人籍贯在无锡的“不可动摇的基石。”二是夸大嘉乐堂在徐霞客成才中的作用，加深读者对嘉乐堂的印象。三是拼命地自我表彰。最后，蔡崇武强调指出：“张兴华先生写的王忠韧也好，邬秋龙副教授写的王畸海也好，都没有，也不能证明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就是徐霞客的母亲。”
在蔡崇武揭露了吕锡生教授的“两大基石”，根本不能成立之后，缪幸龙同志在《徐学研究》2023/1（总第六十五期）上，发表了《王重道与王城东个人特征要素对比》一文，进一步证明了无锡的王重道并非是江阴的王城东，从而从根本上证明了徐母王孺人是地地道道的江阴人。作者对两人从八个要素对比中进行了判断：一是表字。无锡王重道的表字，现有知见文献中未见记载，从其兄立道字“懋中”，弟望道字“懋及”推测其表字中也应有个“懋”字。而江阴王城东，仅见于徐材撰写的《徐洽行状》及陈仁锡撰写的《王孺人墓志铭》，撰写的《徐洽行状》及陈仁锡撰写的《王孺人墓志铭》按古代对人的尊称习惯推测，文中所称的“城东”，肯定不是其名讳，可能为其表字，也可能为其别号。但从两个人的表字推测，王重道与王城东是不同的两个人。二是别号。王重道生前及死后只有一个别号——“梁川”。而江阴的王城东，人们称其“城东”，可能是其别号，也可能是其表字。吕教授声称存在于无锡民间传闻“东里王公”就是王重道，并且与陈仁锡原文中的“城东王公”是同一人，证据与源流何在？三、籍贯。王重道籍贯无锡，王诚东籍贯江阴。“城东王公”在徐霞客曾祖徐洽的行状中就已出现，徐洽的知情人——族亲徐材在撰写行状时，城东王公还活着。从其证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城东王公籍贯就是陈仁锡所说的江阴别称“澄江”。另外，刻上墓石，要经亲属认证，徐母八十大寿时亦有多首诗文，记载王孺人出身江阴，这些人证、物证，经得起检验。四、生卒年。经过史料查证王重道生年为1516，卒年为1581，这与邬秋龙副教授和吕锡生教授所述一致。但王城东生年无从查考，但卒年根据陈仁锡《王孺人墓志铭》记载推算，卒年为1568年，比王重道卒年1565晚了3年。因此，王重道和王城东的卒年绝对不是同一年。五、功名和官职。王重道功名为太学生，官职为鸿胪寺序班。江阴王城东，据徐材及陈仁锡原文中记载，无功名和官职。六、配偶。无锡王重道第一任妻子姓华（1516-1540），第二任妻子本姓邹（1523-1581），因从小寄养于姑妈家，随姑父姓华。江阴王城东元配也姓华。但两人绝对不是同一人。七、儿子和亲家。无锡王重道与继配生有二子，长王化行（1542-1597），次子王化远，均娶秦氏。江阴王城东生子数不详。八、生女与嫁女。无锡王重道是否生有嫁给徐家的女儿，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他还批驳了吕锡生教授证明王孺人是王重道女儿的多种不实之词。最后，作者经过八个对比的不同，证明王重道与王城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因此，徐母王孺人的父亲是王城东而不是王重道。
就在江阴与无锡关于徐母王孺人到底是江阴人还是无锡人的激烈争论中，徐霞客第十代嫡孙徐振庆先生，勇敢地站了出来，发表了《真实历史不容篡改——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辨析》一文（见江阴《徐学研究》2022/3总第六十三期），以三个铁证，说明王孺人是江阴人，决非无锡嘉乐堂人。铁证之一，陈仁锡（1581-1636）所作《王孺人墓志铭》记载；“城东王公，澄江右族，孺人父也。”这句话，12个字，言简意赅，说明了三层含意：字或号叫王城东的人，出自江阴的大族，是徐霞客母亲王孺人的父亲。这切切实实的表述，肯定不会错，也无任何可能错。其理由有五：一是陈仁锡是徐公的好友，他俩经常互动交流，对徐公的家庭情况非常熟悉，为徐家写过多篇纪念文章。他在写《晴山堂记》时写道：“辛酉六月，澄江徐振之谒九鲤仙祠问母寿……”这里也用了“澄江”，这是第二次运用，说明“澄江”是他对江阴地名的习惯称谓。二是徐公与胞兄弘祚孩童时期肯定会在王孺人的引领下去外公、舅舅家，……他们对外公的姓名、籍贯肯定知道。三是王孺人中年得次子徐公，故对其关爱有加。徐公出生后随母一起生活，直至母亲去世。故王孺人也会将少年时遭遇倭患苦难经历讲给小霞客听。徐公万不可能忘记外公、舅舅的住址和外公的名字。四是《王孺人墓志铭》，曾经徐公和胞兄弘祚审阅，如果墓志铭有差错，肯定会被发现，因此，可相信历史记实不会错。五是查无锡江阴巷的由来，该巷旧时为江阴商人赴锡经营之地，且有江阴人定居而得名。这符合实情。徐公在澄锡之间常来常往，会多次去那里会见朋友，或购买物品，且其去无锡，江阴巷几乎是必经之地。徐公难道会分不清江阴与江阴巷之区别？以上五点，已足以说明徐母王孺人出身江阴王氏家庭，父亲字或号叫王城东的历史记载绝对可靠。铁证之二，对陈仁锡在《王孺人墓志铭》中关于王孺人一家逃难时的记载，逐句分析，指出这一记载，真实地记录了江阴的王城东带领王氏家属成员躲避倭寇的全过程。并指出吕锡生教授回避引用陈仁锡在《王孺人墓志铭》中原文，对原文的关键节点进行篡改、曲解、误导读者。最后指出：这里的关键点是倭寇侵袭的那一天，无锡嘉乐堂的王氏家族与江阴的王城东家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场景：一个身为鸿胪寺序班的王重道准备抗倭；另一个王城东家准备逃难……一路奔波，直到傍晚进无锡县城，这充分说明，王重道与王城东不是一个人”。铁证之三，据徐氏家谱记载：“有勉，娶王城东女”，说明王城东没有功名，更没有官职，这再一次证明嘉乐堂有官职的王重道与江阴的王城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这一切证明吕先生所说“王城东就是王重道”，毫无依据。上述三个铁证，足以证明徐公母亲王孺人籍贯是江阴，出身于江阴王氏家族，父亲字或号叫王城东。徐振庆作为徐氏家族的后人，亲自站出来，撰文证明徐母王孺人为江阴人，这对编造王孺人为无锡嘉乐堂人的虚假讯息，是最有力的回击。
五、随着江阴与无锡关于王孺人籍贯论辨的深入，江阴发现了王孺人为江阴人的一批新的历史证据。
徐母王孺人到底籍贯为江阴还是无锡？这是江阴与无锡徐学界争论的焦点所在。无锡吕锡生教授认为陈仁锡说王孺人为“澄江右族”，这是“孤证”，那么有没有其他历史证据证明王孺人为江阴人呢？首先突破的是资深的徐学研究者唐汉章先生，他在《徐霞客游记》中，发现夏树芳在《秋圃晨机图赋》中说王孺人为江阴人。他的论文题为《求证务实，去伪存真——徐母王孺人籍贯考》（见《徐学研究》2022/3总第六十三期）。这篇文章以严峻的历史态度，全文摘引了陈仁锡的《王孺人墓志铭》，然后分三个部分展开论述：一是“陈翰林的表述无误”。他首先指出陈翰林（即陈仁锡）在《王孺人墓志铭》中说：“城东王公，澄江右族，孺人父也，三句话十二个字，把王城东籍贯与王孺人的父女关系交待得一清二楚。”那么，是否是陈仁锡搞错了呢？于是他就介绍了陈仁锡的历史，以及他多次为徐霞客家写纪念文章的历史，说明他对徐霞客家是知根知底之人。这是其一。其二，陈仁锡说王孺人是“澄江右族”，虽没有提到“江阴”二字，但“了解江阴历史的人都知道，澄江是江阴的别称。”其三，陈仁锡是“按状”写的，这个状当是徐霞客及其家人提供的，要出错也难。其四，陈仁锡把《王孺人墓志铭》写好后，徐霞客及其家人必定是第一读者，如果陈仁锡行文有错，徐霞客及其家人能不提出纠正？其五，按照古代葬俗，墓志铭是要镌刻上石安放在墓主墓穴，这样的大事，徐家是决不会马虎的。因此，研究徐母王孺人的籍贯，陈仁锡这篇《王孺人墓志铭》是绕不过的一道坎。另外，在徐材所撰《鸿胪云岐行状》中记述徐洽子孙婚配情况时写道：“……有勉，娶王城东女。”由此可见，陈仁锡所说的“城东王公”，即王城东，并非孤证。二是金石文献可以印证。作者指出《晴山堂石刻》，是徐霞客亲手实施的一项文化工程，其中包括《秋圃晨机图》等一批祖上传下的石刻文选。其中有高攀龙《题秋圃晨机图》诗，诗中以“东海”一词，泛指徐氏。福建龙溪人，九皋居士林钎，亦用“延陵有贤母”在祝寿词中赞美徐母王孺人。最为重要的是，是江阴人夏树芳在《秋圃晨机图赋》中写道：“婺星散彩，诞我江濆。既淑且嫕，亦和而真。适东海之名阀，配南州之喆人。”唐汉章先生在简要介绍了夏树芳的简历后，集中对“诞我江濆”句作了解读。他指出，这里的“诞”即“诞”生之意；“我”，当泛指我们江阴；“江”即指江阴；而“濆”，泛指水边，江阴在长江之滨，故“江濆”一词，泛指江阴。不仅如此，他还引用了明代武进人，儒学大师唐顺之（1507—1560）的《赠江阴陈隐》诗：“幽捿选地旁江濆，高士凤流宿所闻”等句进行了引证，指出这是“江濆”泛指江阴的又一例证。同时，诠释道：夏树芳“诞我‘江濆’句，即意为徐母王孺人诞生在我江阴。她嫁给了谁？夏树芳说得也很明白：‘适东海之名阀，配南州之喆人’。……‘名阀’、‘喆人’，都是对江阴梧塍徐氏的尊称。”最后他以“继续探索永不停步”的表态，结束了全文。唐汉章先生的这篇文章意义重大，关键之关键，他发现了徐母王孺人为江阴人的又一铁证，打破了吕锡生教授指责陈仁锡说徐母王孺人为“澄江右族”是“孤证”的错误判断，还了历史的真面目。
为了引起徐学界对唐汉章先生这一新发现的高度重视察，蔡崇武和缪幸龙同志，分别写了《夏树芳，他说徐母王孺人出生于江阴》和《从夏树芳与徐家的姻缘看〈秋圃晨机图赋〉》（见《徐学研究》2022/4总第六十四期），对于唐汉章先生的这一发现作出了高度评价，并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叙述。蔡崇武同志在文章中，集中进行了三方面的论述。一是夏树芳这样为王孺人祝寿，是徐霞客亲自上门拜访的结果。夏树芳在《秋圃晨机图赋》序言中这样写道：“……仲子弘祖挟册自梧塍来，乞予为赋。予喜而为文而赠之。”徐霞客十分重视这次拜访，他不仅向夏树芳提供了《秋圃秋机图》的拓本，还亲自“挟册”前往（挟了什么册？文中没有介绍），详细介绍了母亲王孺人的情况。夏树芳因为长期隐居山区，对徐母王孺人的情况应该并不了解，王孺人的情况是徐霞客见面后提供的。因此，夏树芳的祝寿词中写的“婺星散彩，诞我江濆”等内容，是徐霞客提供并赞同的。由此可见，徐母王孺人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江阴人。二是夏树芳在《秋圃晨机图赋》中，对王孺人从出生到结婚作了完整的记述。他写道：“婺星散彩，诞我江濆。既淑且嫕，亦和而真。适东海之名阀，配南州之喆人。”这里不仅交代了王孺人“诞我江濆”，即出生在我江阴，而且对其为人高度赞赏，说他“既淑且嫕，亦和而真。”到了婚嫁的年龄，“适东海之名阀，配南州之喆人。”这里的“东海”，借指江阴，“名阀”意为名门豪族，“南州”指徐霞客家祖上是东汉隐士，时称“南州高士”徐穉后裔，“喆人”指智慧聪明，卓而不凡之人。这在所有为王孺人八十寿庆的祝词中，是唯一的一篇详细记述其从出生到出嫁的祝词。毫无疑问，这都是听徐霞客介绍的，其真实性绝对可靠。三是夏树芳这份贺词的写作时间，是在徐母王孺人八十大寿期间，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比陈仁锡写的《王孺人墓志铭》早了一年。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有四点原因：其一，虽然两篇文章，一是祝寿词，王孺人尚在人世；一是《墓志铭》，王孺人已经离世，但两篇文章中，都对王孺人的生平作了叙述，都提到了王孺人出身于江阴，这一点特别重要，是证明王孺人为江阴人的历史证据。二是两篇文章写作上有时间差异，表述上也不同，一说是“江濆”，一说是“澄江”，都是指江阴，这证明了这两篇文章都是独立完成，有无可怀疑的真实性。三是作为物证来看，两个证据比一个证据更为有力，在法律上两个以上的证据比起孤证更容易作出正确的最终判断。四是《秋圃晨机图赋》是“仲子弘祖挟册自梧塍来，乞予为赋”，这是徐霞客亲历亲为，“诞我江濆”，是得到徐霞客充分认可的，假如如无锡某些人所说王孺人是无锡人，徐霞客又何不请夏氏改成“诞于梁溪”，而让“诞我江濆”一说流传至今呢？最后，蔡崇武同志指出，唐汉章先生这一发现，不仅宣告了无锡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是个十足的冒牌货，而且在徐学研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
缪幸龙同志的《从夏树芳与徐学的姻缘看〈秋圃晨机图赋〉》一文，先是着重考证了夏树芳的生平及其同徐氏家族的历史渊源。他指出，夏树芳（1551-1635）是明代后期江阴文坛的著名人物。他35岁曾考中举人，后因本人身体及父母健康原因放弃考试，隐居毗山东麓数十年。著述颇多。夏树芳与徐家的姻缘始于其父夏谦吉。夏谦吉元配为“梧塍徐氏夷陵州判官敔峰公女”。这位“敔峰公”就是徐霞客天祖徐元献的同父异母弟弟徐元寿的次子徐臣。这位徐氏嫁到夏家后，按夏树芳所说“期年卒”。由此可见，以血缘标准来衡量，夏树芳与梧塍徐氏没有关系，以姻亲标准来衡量，夏树芳与梧塍徐氏属于表亲。夏树芳存世著作《消喝集》中，收录了二篇为徐氏后人写的墓志铭。一篇为徐洽后裔祝塘第十六世《明故茂才从复徐君暨配刘硕人墓志铭》；另一篇为徐洽后裔马镇大宅第十六世《茂才若愚徐公墓志铭》。由此可见，徐夏两家关系亲密无间，难舍难分。天启四年（1624），徐母王孺人八十寿诞，为了得到夏树芳的题咏，徐霞客特意怀着长卷来到毗山，出于对表亲的尊重以及对后辈的关爱，夏氏欣然应允。他写了《秋圃晨机图赋》，开卷先写王孺人的出身，其中有“诞我江濆”之句，点明其为江阴人。最后缪幸龙同志指出：“所谓陈仁锡错把江阴巷记为江阴，从而将王孺人籍贯置于万劫不复的深渊的说法，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臆想，难以令人信服。”
在唐汉章先生发现了夏树芳的徐母王孺人为土生土长的江阴人的记载后，极大地震动了江阴徐学界，吸引了一批徐学研究者的注意力，他们开始更多地去探寻和研究有关王孺人的历史事实。蔡崇武同志就是这样，他在唐汉章先生这一发现的激励下，重读了《徐霞客游记》，并发现了《游记》中有关于王孺人的《贤母传略》的记载，同时还发现在徐母八十大寿的祝寿词中，有多篇用形象比喻点明徐母为江阴人的事实，于是他一下子写下了两篇文章，阐述了王孺人为江阴人的新的历史证据。他的第一篇文章是《黄景昉的祝寿与记及〈贤母传略〉之启示——徐母王孺人为江阴人的又一力证》（见《徐学研究》2023/1总第六十五期）。他说，徐霞客母亲八十大寿时，黄景昉的祝寿词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他的祝寿词参考了徐霞客给他的《贤母传略》。这一历史记载，至少传达了三个信息：一是徐霞客在邀请社会贤达为母亲祝寿时，是带有介绍母亲王孺人生平情况的《贤母传略》的。二是这一《贤母传略》不是礼物赠送给祝寿人的，而是“见示为题”，给祝寿人参考阅读的。三是众多给徐母王孺人祝寿，都未提及有《贤母传略》，可见徐霞客拜求黄景昉为母亲祝寿，是一次极为特殊的拜访。那么，黄景昉为何许人？他是晚清时期的一个清官、大官，曾在崇祯十五年（1638）担任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他与黄道周是故友、知交。徐霞客拜访黄景昉，就是由黄道周推荐介绍。正因为双方是新交的朋友，徐霞客才带了《贤母传略》上门，供黄景昉参阅。徐霞客的拜访十分成功，黄景昉参阅了《贤母传略》，写出了给徐母的祝寿词。其中有两处，特别值得关注：一是“茗碗犹龙眼，德舆乍虎丘。”这里提到了徐霞客曾陪伴母亲王孺人游过苏州虎丘，这在所有纪念徐母王孺人的文章中省次出现。另一处就是“麻姑三接待，清浅海东流”，人们俗称江阴为“江海门户”、“江尾海头”，黄景昉借此点明徐母王孺人生长于“江海门户”，其为江阴人。正因为这样，这首祝寿词给了我们四点启示：一是这是为徐母王孺人八十大寿写的祝寿词，其真实性无可怀疑。祝寿词的主要内容，应该根据《贤母传略》写就。二是黄景昉是福建晋江人，徐霞客与其没有交往，徐霞客是靠黄景昉的朋友黄道周推荐介绍而才去拜访的。正因为是初次拜访，徐霞客是才带了《贤母传略》。三是黄景昉祝寿词中有“清浅海东流”，这和高攀龙的“东海有贤母”，异曲同工，还和夏树芳的祝寿词中“适东海之名阀，配南州之喆人”之句，有相似之处，这里的“东海”，亦借指江阴，因此，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四是黄景昉五年后重新抄写过的，这充分说明黄景昉这首祝寿词，后来被徐霞客收入“晴山堂石刻”，而且是黄景昉对这次祝寿的重视。最后蔡崇武同志提醒吕锡生教授，黄景昉的这首祝寿词及夏树芳的祝寿词，都曾被吕锡生和薛仲良先生合编的《晴山堂法帖》收录，吕锡生教授还为之写了《重版说明》，对这些法帖“称颂备至”，这充分说明吕教授在2000年还支持赞同王孺人是出生在江阴的，现在突然抛出了一个嘉乐堂的王孺人，来冒充江阴的王孺人，“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究竟为了什么？值得人们深思。”
蔡崇武同志不仅写了发现徐霞客有《贤母传略》之事，还在通读《徐霞客游记》的基础上，在唐汉章先生的启发下，发现《徐霞客游记》中有诸多关于可以证明王孺人为江阴人的新证据，因此写下了《关于徐母王孺人籍贯考之补遗》（见《徐学研究》2023/1总第六十五期）。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五点历史事实：一是“郑之玄称徐母王孺人为‘大江阴人’。”郑之玄给徐母王孺人祝寿时，还只是“简讨”的小官，他知悉徐母王孺人的情况，肯定是徐霞客亲自介绍的，因此在，他在赋中称徐母王孺人为“大江阴人”，这说明他所记述的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二是闽中曹学佺称徐母王孺人为“君山”“婺星”。曹学佺是个明代官员、学者、诗人、藏书家，他是个忠臣义士，他的祝寿词中用了“君山”一词，点明王孺人为江阴人，并用“婺星”，对王孺人八十寿诞表示了热烈祝贺。三是张育葵称颂徐母王孺人以“江干作砥”。张育葵是江阴人，对长江特别有感情，因此把“江干”（江岸），写进了祝寿词中。四是镜山老人何乔远说徐霞客母亲“老母篱边引江水”。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了解，徐霞客的母亲是出身在长江边上的人。五是清漳何楷写道徐母王孺人“愿从季扎为歌豳。”这里的季扎，是春秋名儒，定居江阴申港。“歌豳”，是指诗经中的“豳风”，由于王孺人是江阴人，因此，说王孺人愿像季扎那样吟咏“豳风”。
就在唐汉章先生发现了王孺人为江阴人的新证据后，无锡吕锡生教授写了篇《关于徐母王孺人无锡与江阴徐学会考证的资料档案》（见无锡《徐霞客与当代旅游》2022/12第二期，总第四十期），对江阴的发现视而不见，相反对陈仁锡《王孺人墓志铭》中说王孺人为“澄江右族”，继续说其为“孤证”，借此否定了唐汉章先生的重要发现。不仅如此，整篇文章对江阴在王孺人问题上研究成果，只字不提，相反点名批评了陈锡良、缪幸龙、唐汉章及徐振庆诸人，千方百计地否定他们的发现及论述。吕锡生教授这种胡缠蛮搞，给我们提了个醒，那就是要真实地展示我们与无锡关于王孺人问题上两年来论辨的全过程，这样谁对谁错，谁在编造谎言，谁在作真相的探求，读者才会一目了然。因此，我们写下了这份《探索记实》，展示了江阴在徐母王孺人籍贯问题上探真求实的经过。当然，我们也赞同吕锡生教授在这篇文章最后的意见，一切的一切，让读者“各凭自己的识见，择善而从”。
2023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