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霞客之伟大
蔡伯仁
徐霞客（1587—1641）不过是位明代末年的“布衣”——从末做过官的读书人，作为看似碎化、平凡，但我偏认他“伟大”！
布衣霞客之“伟大”何在？容我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说：
一、信守世“纲”遵行不踰矩
且看明朝朱元璋称帝，洪武元年春王正月即谕曰：“天下始定……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
明末庄烈皇帝崇祯二年春正月“释尊于先师孔子”。此是有明一代沿袭先朝，奉行孔子忠、孝、仁、义、礼、智、信等教义为治国理政之“纲”的史实。
是的，“纲”规范了人们的道德、思想、行为。这“纲”，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核心价值体会。
人，无不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中。
霞客生活在明末，我们从《游记》可以看到他关怀着大明王朝安危的竭“忠”，热忱事父母的至“孝”，同情人民（无分汉、夷）疾苦的心“仁”，负静闻白骨行千里窆葬鸡足山的尽“义”，对爱国忧民志士们敬、阉党魏忠贤之流恨，以及对富贵不欣羡、布衣不自卑的执“礼”，终身探究江河渊源、山脉走向的求“智”，（智者，知也）以及抱病不惧安危，遣长子去北京探望因“忤旨”罪关进大狱的挚友黄道周的诚“信”……
孔子有曰：“君子慎独”、“君子行不踰矩。”“矩”如指谓是信守“纲”——社会核心价值的范畴，那未可认霞客正是位“慎独”、“不踰”此范畴的布衣君子：徐霞客信守“纲”——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是他布衣君子的自觉！
霞客的这种自觉，实是他人格的魅力！黄道周、陈继儒、高攀龙等名士之所以会乐与他这位“布衣”相交正缘于此！
霞客对“纲”——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理悟而能信守因而被赞誉为“高士”。这实是“布衣”他以楷模似的道德、思想、行为在感动、影响着社会的效应！
二、识时助动思变之潮流
“思变潮流”实是“世变潮流”。
明末时，世变之潮流日益形成。其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萌芽、西方科技东来的影响。
考据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就精神说，则有适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新形势的舆论广泛传播。主要的有“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在所有的舆论中心是个性“自由解放”；学问“经世致用”！
是的！王阳明再传弟子李贽（1527—1602）最具影响力！他倡导非儒非禅的“狂禅”运动：广著《災书》、《藏书》、《说书》等，道学先生视之为“异端”。它张扬“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末尝有是非耳”。（引于《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此即是后来广为所说的“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出处）主张“各从所好，各聘其长”、“各遂其所生，各获其所愿”。（《道古录》）强调“童心者，绝假纯真。”（《童心说》）究其实质，无不在求自我个性自由解放！
朝廷重臣，如徐光启（1562—1633）深受传教士利玛窦影响，注重了科学实验和研究，以为“智巧日穷不尽”、必须“虚访勤求”。（《农政全书》）积极提倡“经世致用”学问。
当时，就如佛界中的龙象人物如云栖（1535—1615）也奋起应时求变。他在《竹窗二笔：执着》有说：“执滞之着不可有”、（“执滞”者固执之见也）“执持之着不可无”（“执持”者，对于某一学科的专研也。）……
以上所择引的一些语句，虽是概一漏万，但已可见、可证它们都是明末一条条思想在动变的支流，且正汇成涌动流变的思想大潮！
我之所以要说徐霞客识时助动思潮流变是因为他冲破了“徐氏世家”传统的禁锢，竟就是虽“学”而不求“仕”，即虽读“四书章句”而不应试求“仕”！。他竟然是走出书斋，“吾探吾胜”实地考察地理去了！实是个性解放！。
他也“不喜谶讳术数言”（1187）实是崇尚实学！
此乃识时助动的思想流变也！……
霞客正无失、无愧是明末思想大潮流变中乐于弄潮的勇士！
三、“溯江探源”甘以身奉献
“溯江探源”是徐霞客沿长江西上实地探索大江源头之义。
众所周知：大江（长江）大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双双哺育着华夏儿女不知已是几千万年了！
然霞客“初考纪籍”就发现大江之源岂是“岷江”？……何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岂河之大更倍于江乎？……于是立下了探索大江源头之志！
大江源头究何在？这是霞客立志要找出答案！
这也可认是他终身的事业、理想的追求！他为此竟愿以生命奉献！
愿身“偿彼崄巇”，此句义引自霞客《寄陈眉公书》“……漫以血肉，偿彼崄巇”。（原句中的“偿”，可作付出、奉献解。“崄巇”，考察“江源”所遇之山谷也。）说的就是这个志愿！
是的！“溯江探源”所表述的形式是：《游记》是具体地纪述；《溯江纪源》是抽象地论证。现就《溯江纪源》论文次苐说，其考察的结论一：“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江为首。”此断根据有三：
1、“迨踰淮涉汴，而后睹河流如带，其阔不及江三之一……，迨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而后知中国入河之水，为省五，入江之水，为省十一，计其吐纳，江既倍于河，其大固宜也。”
——这是实地考察所“睹”、所“知”。
2、禹贡“岷山导江”，要“知禹之导，乃其为害于中国之始，非其滥觞发脉之始也，”
——这是正确解释了禹贡“岷山导江”的本义。
3、“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番，经黎、雅，与岷江合，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长于岷而不及金沙。”
——这是金沙江长于岷江的实际。
结论二：进一步逐层加以论析“谈经流者，先南而次北可也。”（“南”指谓大江、“北”指谓大河）实意是“江大于河”。此断的根据有三：
1、据宋儒“三龙”（南、北、中山脉走向）说，从反面指出之所以对“江大于河”的认识会犯错，实出于三个“不审”，即不审察“北龙夾河之北，南龙抱江之南，而中龙中界，特短”。实指南龙长、北龙短，中龙“特短”三个实际情况。
此是比较认识三大龙脉之短长的实际。
2、“惟南龙磅礴半宇内，而其脉亦发于昆仑……龙远江亦远，脉长源亦长。”
——此独说南龙与江源并行，实证“江大于河”。
3、“龙与江同发于昆仑，同尽于余邑（我江阴）
——这是“龙”与“江”并行走向的实际。
霞客凭借以上三个根据，而后感悟：实地探索——比较认定：
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于河。不与河相提而论，不知其源之
远。
——以上的二个论断：金沙江是“大江之源”；“江大于河”。这理性的价值是唯物的、可靠的、正确的。它纠正了千百年来的误识！。
尽管金沙江为大江之源的认识。与今天的认识实际有着较大的差距，但就特定的时代论，也当认定霞客“江源”地理的认识价值。
至于霞客溯江探源的过程中，对其它山山水水的走向、流源的考察，所得石灰岩地貌的发现、创说等成果；对边域僻地村村寨寨的调查，足以资政的实录，限于篇幅，就不予展开了。请恕！
是的！《游记·“溯江纪源”》之成就、价值是得之于霞客愿身“偿崄巇”……为实现“溯江探源”而愿以身奉献千山万壑的决心！
在《游记》中我见得他遇盗、绝粮……种种险情危境都无改“溯江探源”之初衷，抱着“吾荷一锸来，何处不可理吾骨耶？”的决心一往无前！
这是霞客“溯江探源”事业的决心。成就不负苦心人。霞客“溯江探源”理想的实现，实基于他的决心！
四、忧国忧民且愧疚自责
前已说及“思变”的大潮日益地高涨……说明神宗、熹宗、光宗及思宗的治世实是每况愈下，大厦渐现腐败倾塌……
这在霞客《游记》中大有反映——霞客忧国忧民的感情、思想，现举其大者：
1、崇祯戊寅（1638年）七月，黄石斋、项水心、刘同升、赵士春等人同时削职，“一时翰院中正人一空。”（1027）
——这是说朝廷中端方忠贞大臣的削职，实说是朝廷中恶人当政，国事岂能不败。
2、“朝廷于东西用兵事事如此，不独西南彝也。”（1134）
——1629年在“东”逮杀兵部尚书袁崇焕，1632年在“西”逮杀中丞王伉事。实说朝廷不用忠臣而用奸臣事。
3、汉官与土官互为扯皮。如黄草坝建县“以安一方”事，但为“钱赋之数”之利，土官“恐夺其权”；汉官“恐分其利”，以致建县不成。（780）
又汉官与土官互为利用。如汉官对土官“惟加衔饵”；（654）土官对汉官“则厚赂之。”（476）
——这不就损害“国”的权利，“民”的财物？
4、汉官在地方假借皇名，掠夺民富。如临安道毋忠竟为“钦取入京”之名，大事搜刮，所取则“扛担络绎，车骑相望。”（656）
又如土司之间，相互兼并，战事不停，“当道差官”了解情况，土司则厚赂之，回报是“彼以仇哄，无关中国事”了结。
——有如此汉官、大明怎不坏事？
5、西南边陲不少土司、外彝与汉官勾结为患，真乃“边陲一大利害，上人鸟从知之？”（480）
土司糜烂人民乃其本性，而紊及朝庭之封疆，不可长也。诸彝种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710）
——霞客痛“国”土之失，“民”生之苦！
6、农民起义的队伍已公然活动。如“其党约七、八十人，有马二三十匹，创锐罗帜甚备……韭菜园中人人能言之，而余导亦云然……”（239）
“良田居市甚众，乃中道一大聚落。二月间流寇三、四百人，亦群而过下焉。”（252）
——可见敢造大明之反，已成气候！
7、沿海之民，时时受倭寇侵扰、掠夺，而朝庭屡剿不绝，此役固多死节之臣，然通奸求荣者亦不少见！
以上所举七例，虽只是约略而已，但都关系着“国”与“民”的生计与安危！霞客在《游记》中固可从人文地理去认识，但更当从他“忧国忧民”的深情、关切来认识，才是！
际此“国”忧、“民”忧，他竭念、呼唤“我太祖高皇帝”！在“太祖高皇帝”前特冠以“我”，是他心爱大明的真情！然也存在着深深的愧疚、自责！请见下面一节引：
已卯（1639）四月十一日……其夜倚峰而栖，月色当空。忆
诸葛武侯、王威宁骥之前后开疆，方威远政之独战身死，往事历
历如看镜，琈生独倚岩，慨然者久之。（964）
这是霞客愧疚自责的独白！
“慨然”于“浮生独倚岩”。——实意是身许山水而无“开疆”之功、“独战身死”之节！
这简直可认霞客在自我检讨：虽有忧国、忧民之心而无报“国”、报“民”之实功、实迹而深以愧疚、自责！似以为身许山水之不是！
这是霞客忧国忧民的坦诚与急切！见之于日后的探察“江源”之行似更为无畏与执着！奋然而前行！
是的！霞客的“忧国忧民”之心，当认是他爱国爱民之德！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源出清顾炎武（1613—1682）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每读此，我都会想起早于顾炎武前约五十年徐霞客的“忧国忧民”之想、之行。岂不可以概括为“天下兴亡，布衣有责”？
——布衣霞客的忧“国”为忧“民”，实出于他的爱国、爱民！
五、立说“不行不知”认识论
行和知的关系——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是哲学范畴中认识论的基础。
霞客的“不行不知”具有哲学的品位、价值。
关于行、知关系在我国的哲学史上早有孔子的“生而知之”、老子的“不行而知”……
我说霞客的“不行不知”的根据，则在他的《游记》。请看：
不行此途，不见也。（681）
不陟此岗，不知此脉乃由此也。（746）
不探江源，不知其大于河……（1130）
…… ……
——霞客的“不行不知”说唯物，又明白！他得之于地理考察的实践！
为了获得“知”，他敢舍得生命上高山、历危途、淌恶水、钻洞穴……
1612年上雁荡山，对《一统志》与云静庵和尚之错说，末得订正，直至1632年，即二十年后重上雁荡山求证！终于订正！（请见《游雁荡山日记》前、后篇）。这可见、可证霞客求真“知”之“行”的执着、认真！
是的！霞客的“不行不知”紧系着的是：
1、征事考实，书之不足尽信（730）
——“书”，源出于他人的“知”。此“知”是否得之于“行”的真“知”就难说了。因而不可“尽信”。但这并不是说所有“书”，都不可“信”！
2、经此验之（1101）
此是说“知”的正确与否？还得经过“行”的验正！
3、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如
都泥江者，乃北盘江之水，发源曲靖东山之北
……又按庆远，忻城有乌泥江……疑即都泥江南下迁江者。盖迁江、忻城南北接垠，“乌泥”，“都泥”声音相合，恐非二水。若乌泥果北出龙江，必亦贵州之流，惜未至忻城一勘其迹耳。若此江则的为北盘之委，《西事珥》指为乌泥，似以二水为混，未详合之也。（403）
——这引文最见“不行不知”精神的是：“都泥江”与“乌泥江”究属是一江、还是二江，我霞客“未至一勘其迹”、“未详合之”，所以不能断定！这所强调的仍是“不行不知”。霞客这尊重事实的认知态度，实是可贵！
以上所说的是，霞客认识世物（自然、社会之物）的完整体系。实是如此，也就保证了《游记》真实性、可信度与存在价值！
霞客的“不行不知”说，实即是“实践第一”之义！
以上根据霞客《游记》而议的“不行不知”，即不实践不认识。这是关系，也是过程，而其中贯串着主观的思维活动。就霞客探索地理而认知世物思维活动所“注重”的是：
1、注重“名”（概念）、“实”（事物）关系。这体现为：一是循名责实，即对已知事物的考证认定。二是就实赋名，即对新知事物的立名认定。如峰林、枯洞、落水……许多地貌新名词的发现，丰富了对地理的认知。
2、注重因果关系。世物都是在动、变的，而动、变自必有其因果的。在《游记》多见“沧桑”之说！诸如大河入海之道有“徒”（1130）、因山受北来水之“啮”（338）、为高寒所“勒”（2）……
——“徒”、“啮”、“勒”……则是动、变之“因”！
3、注重类比差异。此即是说类比出事物的差异而后认知事物的个别规律性。这最明显、最可证的是：粤西之山、滇南之山与黔南之山的类比，从而得出的规律性认识。（711）
这是为霞客跋涉在山山水水中所证实了的认识。直至今天仍然为我们所认同的认识。它是理性认识——是真理！
不仅对霞客在后来的地理探索中具有由表及里、去粗存精、逐渐深化，且切合规律的认识升华、价值。它对于我们今天的认知、生活、生产仍有着可贵的启导价值。
“不行不知”从哲理来说是具有从感性——理性的认识；理性依赖于感性的认识。这也就是说“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基础服务”（毛泽东《实践论》）的哲理价值！
是的！根据以上引例分析，可证霞客“不行不知”说是唯物的，也是辨证的！
也是的！霞客的“不行不知”说，是他身处个性解放，崇真尚实的世变大潮、在“溯江探源”的实践之中立说的新认识、新思维、新哲理！
“不行不知”弘扬了我国传统的唯物认识论，也摒弃了南宋朱熹以来的唯心认识论。是的！它在今天已融入了“实践第一”、“创新发展”——“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理念之中而体现着价值，闪耀着光辉！
我以上列举《游记》固有的五个方面，欲说“布衣霞客之伟大”！
但我自知：识浅、笔拙、说不周全、表达不出布衣霞客之伟大。不过，我心中直觉得霞客一介“布衣”，竟然为守“纲”遵行、助动世变、敬业奉献、忧国忧民、创新立说，这在历史上虽看似碎华、平凡的，但他为国尽了忠，为民竭了力，为创新事业作了奉献的作为实属是“伟大”的！
布衣霞客之“伟大”，对今天我们做人、从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有着可贵的启迪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