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祖安
一、《徐霞客与山水文化》的成书及其影响
在我所敬仰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中，我最钦佩尊崇的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对其留下的长篇游记读而又读，会沉醉于其书里，对他丰富、不凡的经历以及记述的各地奇妙景观，心驰神往而不能自拔。
上世纪80年代初，添加了大量新发现内容的新版《徐霞客游记》出版，得此有利条件的推动，我也开始了“徐学”研究。更因我与新版《徐霞客游记》整理者、华东师范大学的地理系褚绍唐教授为忘年交，常得他耳提面命，我的研究进步极快，并且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理念。
我的一个很大的想法是：《徐霞客游记》虽然是一部历史名著，但我们现代人，特别是现代的年轻人，还对它接触不够，许多人实际没有读过此书，其中一大原因是徐霞客在其游记中大量记录了他爬山涉水中的地理景观，行文又属文言文，因此现代人要能对它产生兴趣，要能读懂它，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障碍，有一定的难度；第二，以前学术界对徐霞客的研究，显然主要集中在其地理领域的探险和考察上，肯定的也主要是他在这一领域中的伟大成就。但实际《徐霞客游记》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旅行巨著，涉及到了明代末期极为广阔的人文与自然的历史场景和社会风貌。也即《徐霞客游记》是一幅无限广大而丰富的长卷，它的价值不是单一的，而是全面的。但是由于旧时游记版本的局限和出版流传的不畅，以及过去学术研究队伍的狭小、薄弱，以前的“徐学”研究也就只能停留在一定的水准上。这是时代的局限。旧“徐学”如是，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版《徐霞客游记》整理出版后，形势和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么新“徐学”就一定也应跟着进行一定的变革，有所突破了。
我的这些想法在1991年纪念徐霞客逝世350周年前后变得越来越强烈，并且在与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部的交流中，获得了他们的肯定。于是宏观的主导思想及微观的基本框架开始逐步形成：这就是要全方位地开发、确定一大批个性主题，通过一篇篇阐述这些主题的文章，最终达到全面和具有新意地解读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的目标。这样的一部著作应当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既具学术性，又有可读性，关键还要确实能做到令人耳目一新。
在当时来说，这显然是一项“徐学”的特大工程，远非我一人及一地之人所能完成。于是我联络无锡的“徐学”专家蒋明宏先生，与他联袂主持，发动全国的力量来共图此事。结果包括上海、无锡、江阴、南京、杭州、北京及湖北、湖南、广西、陕西等多个省市的32位专家参与了此书的写作（并且直接得到了前辈褚绍唐、陈桥驿、吕锡生、洪建新等教授的大力支持），全书的个性主题达到了132个，它们包罗了对徐霞客的故乡、家世、生平、交游、游历的地区、游历的城镇、游历的名山、游历的胜洞、所揽的万物奇观、所触的世情风俗、所探的天地奥秘等的研究，还有对徐霞客的精神世界、奋斗意志、旅行方法、旅途生活等的考察，以及徐霞客与其他旅行家、探险家、科学家、文学家的比较等，最后，并有对徐霞客一生著述（不仅是《游记》，还有诗与散文等）的详细解析和对徐霞客旧年谱的重新增订。
经全国这么多专家的艰辛努力和精心打造，到1994年5月，这部称为《徐霞客与山水文化》的著作正式出版。这部著作如果说有什么成功的地方的话，从根本而言，它将一部原版的《游记》全方位地重新开发，独辟蹊径、别具新意，从而从中化出了一部能为大众喜闻乐见、可以广为流通的新《游记》。此书出版后，确实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很快销售一空。据此书的责任编辑转告，不仅是出版社的库存全部被掏空，连他手中最后的一本样书也被别人要走了。而我，当时虽然购下了一大批书，但最后全部被同事友人、社会人士要光，我现今手中唯一一本绝对必须坚守的此书，还是我从给我侄儿的赠书中要回来的呢。
确实，《徐霞客与山水文化》在社会上产生了广大的和良好的影响，也就是在这种长相延续的影响中，一部难得的包含徐霞客家族身世的江阴光绪《梧塍徐氏宗谱》，意想不到地从天而降，进入到我的生活，成了我的收藏品。
二、送上门来的江阴光绪《梧塍徐氏宗谱》
1995年元月的一天上午，我按常去单位。10时左右，办公室的同志叫我到那里去接个外线电话。我拿起听筒，电话是个男性陌生人打来的，他自我介绍说他姓余，已找了我几回，今天总算联系到我了，很是高兴。确实，我们社科院不是坐班制，每星期按制度只须去两次，但实际上如果社会上有什么会议、活动，我还常常不按定日到单位去。而且即使到单位去的话，因楼上楼下地在其它部门串门或钻进图书馆书库，那么即使人到了单位，办公室和同事们也难以唤到你。
以下是他多少带有一点恭维口气的开场白：“我是一名旅游爱好者，郑先生你编的《徐霞客与山水文化》，我买了。读了大受启发，极受鼓舞，例如你写的有关徐霞客旅行的旅费来源、一路随身带些什么物品、徐霞客的旅伴和导游，还有书中的徐霞客旅行的交通工具、徐霞客一路上所吃的食物等等，太有意思了，对现在的我们要深入地推进旅游都有实际意义”。
“是这样的，我也是一个搞点收藏的人，几年前我收到一套徐霞客家族的宗谱，不知你有没有兴趣。你是徐霞客研究专家，我想让你看看，如果你想要，我也可以出让给你。”
我听到“徐霞客家族的宗谱”这几字，心里咯噔了一下，想这个书是少有之物，印象中只有徐霞客家乡江阴才有的，而且他们好像还是个残本。我忙问：“是什么年代的版本？”他答,“应该是光绪年的刻本吧。” “共有多少本？”他答：“一共是38本，只缺5卷，但头尾和有关徐霞客的传记等都是有的，没有大问题。” “书的品相如何？”这也是我很想知道的。他答：“极好的，清清楚楚的。”
我当然想要看到此书，便急着说：“好的，那你就送过来看看吧，如看得中我当然会将它买下。你可定个时间我会在单位候你。”“一大包旧书拿到你单位恐怕不大方便，还是约个公共场所见面吧。”我想也是。我们单位到处是旧书旧刊，又人进人出，地方狭小眼目众多，说话不便。但那个时候社会上不像现今，似还不大流行在咖啡馆、茶室会面，出于对陌生人的谨慎，我也不想邀请他将书送到我家里，可电话中一时我也想不出什么地方，于是请他定个地址。“如果郑先生后天下午有空的话，二时整请在漕溪路上的漕溪公园里见面，如何?”漕溪公园在徐家汇南，这个公园不大但却精致，一向人不多。他倒是很会选择地方的。这个公园我虽已有多年未去了，但我记得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中式主体建筑，很好认的，于是约他在此大建筑内或外见面，认他的带书大包为认识的接头物。”电话到此为止。
后天的下午二时我进园，不是周末，园内人极少，四周一片宁静。身边放着一个较大包的余先生已在大建筑外等候，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50岁左右的样子，带着一副茶色眼镜，我平时就认为，这种眼镜既避光，还可以起到隐藏眼神的作用。他带我到一个没有人的亭子里面。坐定后，便打开大包，将书取出来。他说因数量太大，又吃不准我是否会要，故他只带来一半的书，但关键内容的一些卷今天都带来了，其它没有带来的书并无问题，这点请绝对相信他。
我便开始仔细地翻阅起这些书册来。先自然看第一册。打开扉页,上面赫然印着“光绪丙午重修”“梧塍徐氏宗谱”（系大字）“梧塍后裔珍藏”。而更让我一惊的是：在正文“梧塍徐氏宗谱序”下清晰地刻着：“公字第六号”的红色印章。这会不会是徐氏宗族公用的第六号藏本？或者是族中某个大人物的所有物（因编号是这么靠前）。而且，族谱如此郑重地进行了编号，那么我估计书的刻本数量当不会很多。而我竟有可能拥有这不多的刻本中的第六号本，那就确实是十分地珍贵和难得了！序作于光绪丁未秋天，系里人陈康祖所撰。这套书系光绪版的徐氏宗谱，是毫无疑问的了。
对照着余先生打印给我的存书和缺卷目录，我仔细看书的目录。全谱共为三十五卷，另加有“卷首上”、“卷首下”和“卷末”。故实为37卷。余先生的这套本子共存32卷，为38册，除卷十四、卷十八、卷二十二、卷三十二、卷三十三，五卷缺失外，余皆完整。
最可喜的是全书的“卷首上”、“卷首下”和“卷末”皆存留于这个藏本内，使这本宗谱的来龙去脉和整体结构均一清二楚。缺的是中间的五个卷，相对来说，问题应不是很大。
当然我还是要查一下有关徐霞客的记载，在存卷中是否保持完整，有没有丢掉，这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卷首下和卷一至卷二十八为徐氏上世源流及各支派的世系列表和人物简介。我在卷二上中“南旸岐”的一个分支世系表中找到了位在十七世的“徐宏祖”，旁加有“号霞客”（书上绝大多数的人物都无号）。世系表后有关于徐宏祖的简介，文不长，但包含了其生卒年月日、葬于何处，提到了董其昌为其列传、陈函辉为其作墓志铭、徐霞客的著作，较详的还写了徐霞客的婚配、子女，特别是说明了他的“孕而被出”的周妾所生子李寄的情况：“隐居由里山，终身不娶。”
我还非常地关心宗谱中的传记部分，是否登载本谱及外人为徐霞客和徐霞客有关的人物做的传记和墓志铭，那是研究徐霞客非常有用的史料。很幸运，这部分内容全部保存，未在本谱丢失的那几卷以内。我在卷三十“墓志铭”中，分别看到了董其昌为徐霞客父母所作的“隐君徐豫庵暨配王孺人墓志铭”、陈仁锡为徐霞客母亲所作的“王孺人墓志铭”、吴国华所作的“徐霞客圹志铭”和陈函辉所作的长篇“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他们都是全文。在卷三十一“传文”中，还见到了钱蒙叟所作的“高士霞客公传”，长达9页。在其后面，又有徐敬承所作的“高士介立公传”。介立即徐霞客的儿子李寄，也是一个有成就的知识分子，文中涉及到了徐霞客的家庭关系。另外，我在卷三十四“家集”中，寻到了徐霞客所撰写的“溯江纪源”和“盘江考”两篇全文。
见到了这些文章，我不免暗喜且心里有了底。在翻阅、摩挲了半个多小时以后，我决定将这套送上门来的难得之书购为己有。应该是到了问价的时候。但这不是在收藏市场，是在他、我两人之间，也许很顺利，也许将会很尴尬，或不成功，我变得有点嗫嚅……我对他说：这套书不错，我想买下来。但我不是收藏商，是个徐霞客研究者，所以请他开个实价。他有准备地报了个价给我。沉默。
这个价在当时听来是属于高的（当然还不能说十分离谱），不像现今，天翻地覆，社会上已到了“万元户也是贫困户”的21世纪新时期，这个价自然已不在话下。“讨价还价”是市场和收藏界买卖时的习惯，我也不能免。于是便委婉地向他提出是否可让些价，以便成交。他回答说这本书的价值郑先生一定尤为明白，如你刚才提的要求那样，我报的是实价——他的语气非常地坚定。再沉默。
我知道自己很难有退路了。谁叫我不是普通人，而是徐霞客的研究者呢？还有，我如不收藏，难道让此书流到外界社会上，将来不知去向吗？如这次不拿进，也许以后我们就永再不会相遇了。机会甚至缘分有时真会稍纵即逝，失之交臂。我也是搞点收藏之人，故还是明白这一道理的。
我于是认应了这个价。但向他说明如另一半书有问题的话，我们得再另议。
他说可将书送到我的府上。我想了想，也出于谨慎的原因，说既然这里见面很好，那还是仍定在这里交付吧。商定的见面时间就在明天下午的二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第二天我也带着一个大包，在这个时刻准时抵达亭子。我仔仔细细地再一本本地验明了全书正身。确定确实没有问题后，向他付了钱。至此，银货两讫，交易完成。
在将分手前，我忍不住问了他这几日一直盘旋在心而极想了解的问题：“你和徐氏家族究竟有没有关系？”他答：“毫无关系。此书我是在收藏市场上获得的。”
我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因如果他是徐氏后代（尽管他称自己姓余）或与徐氏后代有联系的话，那么我将追踪之，探究更多有意思的情况了。但可惜他说不是。
一段交往结束。两人握手道别，各奔东西。我以后偶也会去各收藏市场跑跑，但再也没有碰到过这位很想再见见的“余先生”。
三、一点余想
这套“公字第六号”的《梧塍徐氏宗谱》，便这样成了我收藏中的一项重大收藏。回想这一过程，我常常有得受“飞来横福”的那种不可名状的感觉，会由此而心灵荡漾及产生其它的奇怪的遐想。也开始不怀疑和深信自己的研究和创作，确实产生了一定的价值和社会影响，这部由《徐霞客与山水文化》而引来的收藏品，就是很好的一个实例。
对徐霞客研究来说，我却因此也变得更有信心和更觉充实了。记得以前徐霞客研究的大家褚绍唐教授曾这样对我说过：“过去研究徐霞客，大家都在《徐霞客游记》中找材料，使用这些材料，但现在已经不能停留于此了，要想办法去开拓新的资料，要从《徐霞客游记》之外去发现新资料，例如徐霞客与很多文化名人有交往，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的文集中去搜寻有关对徐霞客的记载。这样才能有新发现，才能推进对徐霞客的研究。”我正是遵循这个思想，去查阅了徐霞客的好友黄道周的著述，结果在《玄览堂丛书续集》第一百二〇册上分别找到了黄道周关于《徐霞客游记》写的三首七言诗和黄道周夫人关于《徐霞客游记》写的二首七言诗。我将这五首新发现的诗提供给了褚教授，他在《徐霞客滇游归程及〈游记〉源流考》一文中特对我的开掘和帮助表示感谢，明确说：“这五首诗对推证霞客的归程及游记的下文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此文中，褚教授全文引用了这五首诗，并对它们作了深刻的论证（详见《徐霞客研究文集——纪念徐霞客诞辰四百周年》，1986年，江苏教育出版社）。
现在，忽地在我面前又冒出了这部第六号的《梧塍徐氏宗谱》，让我觉得在今天的民间也可能还藏有有关徐霞客和《游记》的各种史料及其它难以想象的有关材料。这样的资料对于今天我们认识和研究徐霞客和《游记》是会大有裨益的。当然，它们是藏之于人海，漫漫无边，深不可测，关键是我们研究者如何能发现它们，开掘它们，关键还有收藏者也能如何认识它们，发现它们，能供给予社会和学术界，以使物尽其用，真正实现其重大价值和特别意义。这里面显然有眼光问题、渠道问题、沟通问题，还有经济问题等等。
民间收藏一向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特别的资源。我在获得了这一次成功的收藏“经历”之后，未免变得有些想入非非，奢望在这方面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运气能再撞到我的头上来。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