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与泰州学派的源流探索
刘徐昌
产生于明嘉靖初年的泰州学派，对社会及人们的思想认识影响极大，生活在其后不久的徐霞客也受其深刻的影响，本文试述如下。
一、泰州学派的产生极其影响
王艮（1483-1541），泰州学派的创始者。初名银（后王守仁为其改名“艮”），字汝止，号心斋，人称心斋先生。南直隶扬州府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出生于世代灶户家庭；泰州安丰场，为明代淮南盐场之一。盐场灶户之丁，既要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盐品，又要承担各种杂役。因此，绝大多数灶户都是极端贫困，王艮的家族也是如此，他7岁“始受书乡塾”，11岁因家境清寒而辍学参加劳动，备受艰难困苦。但是，他聪明好学。19岁起，王艮奉父命经商，开始贩运私盐获利，“家道日裕”，摆脱了贫困。其时，他曾到曲阜拜谒孔庙，感慨地说：“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自是奋然有任道之志。”回家刻苦攻读《孝经》《论语》《大学》。他学习无师承，逢人求教，以顽强的精神自学儒家经典著作，遂从经商转向治学。26岁时，他看到父亲服役苦难不堪，于是，他代父到官府服役，亲身经历了灶丁服役之苦。
王艮在自学经历中善于学习和思考。“讲说经书，多发明自得”，不拘泥于儒家经典的释义和宋儒朱熹的章句之学。27岁时，他“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于自得，自是必有为圣贤之志。“（《王艮全集·年谱》，后文简称《年谱》）29岁时，他忽得一梦。”醒则汗溢如雨，顿觉心体同彻，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己。自此，行在语默皆在觉中。（“年谱”）于是，毅然以先觉为己任，欲救斯民于水火。“梦觉明道”，有人视为荒诞，其实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冥思苦想，豁然开朗的表现，属于情理之中，可以理解。明道立志后，他开始讲学。其学以“格物”“以悟性为宗，以反己为要，以孝弟为实，以乐学为门……以明学启后为重任。”（《王艮全集· 疏传合编上·吴甡从祀奏疏》）
正德十五年（1520），38岁的王艮到江西南昌拜王守仁为师“艮本狂士”。（《明史·王艮传》）由于家族出身和个人经历不同，尤其是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又因为师生之间在学术观点有明显的意见分歧，王艮有反对儒家正统思想的一面；在治学态度上，又具有顽强的独立思考精神，所以开始时，王守仁不愿收之为徒，直到王艮长久跪地求情，承认错误，始予宽恕。嘉靖三年（1524）以后，王艮在广德州、泰州、南京等地从事讲学活动，结交各地官僚和著名学者。同时进行著述，虽有师承于王阳明之学说，但有所发挥，提出“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主张，显示出不同于王学的独立见解。
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王守仁卒，翌年十一月，在绍兴举行会葬。王艮乃“大会同志，聚讲于书院，订盟以归”。（《年谱·四十七岁条》）自此开始创立泰州学派。王艮泰州学派的主要学说有二：一为“百姓日用之学”（或称“百姓日用之道”，或者“百姓日用即道”），这是泰州学派的主要宗旨。王艮出身于世代受压迫的贫苦灶户之家，本人又当过灶丁，又曾代父服劳役，对广大劳动人所受的剥削有着真切的体会。基于他这种生活于底层百姓的经历，又随着自己学识不断广博，再经过自己自醒自悟，所以创立了这种“百姓日用之道”。“日用”的本意，原是指求实在事物，即“本体”。他所说的“百姓”不仅是指受压迫的下层群众，而且包括广大的士、农、工、商。所以，他居家讲学时，四面八方的学者，以及佣工、樵夫、农、商人等普通平民百姓入门定师弟礼，他则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接受不误，所以门徒日众。他所说的道，亦非传统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之道”，而是指百姓日用常行之道，即人的自然本能和生命价值，人们的吃饭、穿衣等日常物质生活需要。还包含着平民百姓的文化生活需要，强调发展平民教育。这是泰州学派的一个重要特色。所以，他招收门徒中固然有官僚士大夫，只占少数，更多的是布衣平民，如最早的学生林春出身佣工，朱恕是樵夫，韩贞是陶工。后学中还有不少是农夫和手工业者。
泰州学派的第二个学说是“格物”，即“格物致知”这里也称为“淮南格物”。格物，古代认识论的命题，全称为“格物致知”。它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东汉郑玄注：“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物”也可理解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人们的认识或者说知识来源于对事物学习、认识。其实完整地说，人们在对事物的初步认识后，经过精深地研究，在掌握其原理及规律后还可以不断创造新事物。王艮的“格物”还有另一层含义，他训释“格”为“格式”之格，而“物”则指“身与天下国家”。他认为只有“安身立本”，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泰州学派，在明中叶以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其门墙之盛，影响之大，皆在王守仁“阳明学派”各派之上，他的五个儿子皆继承了他的衣钵，特别是长子王衣，次子王襞、三子王禔“皆能恪遵庭训，而宗顺（王襞字宗顺）尤敏博沖纯……倡明家学，独得其传。……知苏州府蔡毓吾聘主书院。”（《王艮全集》）还有泰州学派后学的代表人物何心隐和李贽等人，他们继承王艮之学，并广为传播，其再传弟子就更为广泛，流传时间更为久远。其《弟子录》中有姓名就有158人，其中许多人有小传。这些门生来源很广，除了泰州本地外还有江西、湖广、浙江山阴、福建莆田、兴化、江西乐安、永丰、泰和、丹德、江都、安徽、龡县、婺县等地。所以《明史》称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之上”。（《明史·王艮传》）
王艮虽是一个大学者，其门徒遍天下，可是，他一生就从未涉足科举，这大概就是他所学为了实行他的“百姓实用之道”的主张——为平民之师，培养人才，为社会生活发挥各自的作用。
二、徐霞客与泰州学派的交往
泰州学派对徐霞客也有很大的影响，其表现之一是与泰州学派的真诚交游。据于希贤编著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称，他与泰州学派的陈继儒、唐泰大来（名泰）、木增等都有真挚的交往。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又称“眉公”，松江华亭（今上海市郊）人。他身兼文学家、博物学家、画家、古董鉴赏家。在画坛上常与董其昌齐名，并称“陈、董”。是泰州学派中很有影响力的学者。他名气很大，史称：吴绫越布都知道他的名字，街头巷尾的妇女和买卖的人都会谈论他。有人推荐他做官，也坚决不愿意。他比徐霞客大29岁。他曾为徐母写有《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1636年，徐霞客“西南万里遐征”时，专程去拜别陈继儒。《徐霞客游记》中记录说：“……急趋眉公顽仙庐。眉公远望客至，先趋避，询知余，复出。挽手入林，饮至深夜。余欲别，……强为少留，遂不发舟。”陈继儒对徐霞客特别器重，主动提出利用自己影响力，给霞客介绍遐征路上的朋友，支持霞客的西南之行。而且，陈继儒还另外写信寄给有关朋友。所以徐霞客虽还未到云南，有关朋友都已知道徐霞客即将到来，并做好接迎的准备。陈继儒给徐的信札，徐在广西遇盗而丢失，因有陈继儒寄给有关朋友的信札而不影响霞客与西南友人的“第一时间”的联系，使徐霞客的西南考察能顺利进行。“霞客”的这一别号，就是陈继儒替他所取。
唐大来（1593-1673），名泰，云南晋宁人。13岁随父北上，青年时期已“工诗赋，名噪海内”。33岁入京师应礼部试。拜在董其昌门下学书画。《徐霞客游记》中记录了他祖孙几代的主要业绩和家族情况，38岁由湖北、湖南、贵州回到云南。又从云南泸西经广西至江南绍兴。39岁又回到云南，所以，他的游踪也很广。唐泰46岁时，徐霞客来访。他们相处20余日，徐霞客对这20余日的相处作了逐日的详细记录，他们诗词交往，各抒情怀，今天《徐霞客游记》还保存了唐大来赠予徐霞客的19首诗。他们“初次相见，各道相思甚急。……遂留欢宴。”“更次相陪，夜宴必尽醉乃己。”当徐霞客生病时，唐泰一早就到床榻前邀友相慰。其情谊之深由此可见。作为泰州学派之一的唐大来，是徐霞客“西南遐征”的强有力的支持者。
木增（1587-1646），字长卿，丽江纳西族土知府。他虽为少数民族，但他祖孙几代汉文化很高。他好读书，多与文士交往，著有《云薖淡墨》集，他邀请徐霞客为此书作序。徐霞客最后病足难以返回家乡时，就是这个木知府派人一路护送到南旸岐。可以说，没有木增，徐霞客就不可能返回家乡，一部伟大的《徐霞客游记》或许也不会留给后人。“木徐友谊之交”成为历史佳话。
对泰州学派的有关人士，只要有些事迹，徐霞客也必定会有所记述。罗汝芳，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建昌人。《王艮全集·弟子录》有其小传：“师事永新颜山农。独会简易宗旨，发明晓畅。与其讲席者，不问工贾傭隶，皆鼓荡飞跃，如坐春风。进士出身，仕至云南左参政。”他在鸡足山传衣寺题有一幅门联。“门联曰：‘峰影遥看云盖结，松涛静听海潮生。’为罗汝芳近溪笔，差可人意。”不过徐霞客对此联有所批评：“然罗联‘涛’、‘潮’二字连用不免叠床（即叠床架屋，意为重叠、重复）之病，何不以‘声’字易‘涛’字乎？”（《滇游日记六》）霞客对此联基本肯定“差可人意”，同时指出其瑕疵，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以“声”字换“涛”字，此批评很为中肯。还有泰州学派的另一个非常有影响学者李贽，他也曾到鸡足山活动。李贽的学生陶珽（1576-1635），号不退，浙江黄岩县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武昌兵备道，与袁宏道、陈继儒、董其昌等人友善。《徐霞客游记》中有两次提到，霞客要专门拜访他。
总之，徐霞客受到泰州学派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他们的帮助。
三、学以致用，立大志抛弃科举
古人读书识字为什么？小而言之，会计、书记、处馆（做塾师），最高目标就是走科举之路，获取功名，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是，登了天子堂，做了官又为什么？其所学知识又发挥了多大作用呢？除了一部分循吏更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及道德品质在治理国家方面能作出贡献外，不少官僚士大夫不过而已罢了。泰州学派提出了“百姓日用之学”学说，即知识为平民服务。所谓为平民服务。王艮说：“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王艮全集》）“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如果不能保障百姓的物质生活需要，使他们丧失生存权利，挨饥受冻，那就不是“圣人之学”了。其实徐霞客在此基础上还发展“百姓日用”之学说，即知识要为国家文化发展服务。徐霞客在封建理学压制下，清醒地认识到科举制度引导文人专攻时文而扼杀人才的弊端，因而选择了不同凡俗的人生道路，立下了“朝碧海而暮苍梧”的远大志向；抛弃仕途，献身地理考察，观察自然，认识地理。这方面徐霞客特别崇敬的好友黄道周的赠诗也可证明：“鲁叟既已颓，王迹安可作？风雅失经纬，黼黻委冠箨。能人滞习尚，钺冕随俗日。”（黄道周《五言古风四首》）此诗的大意是告诫徐霞客说，儒家学说至今已颓废不堪了，风雅文明已经去了原有底色，官场上碌碌无为已成陋俗，司空见惯了。黄道周特意嘱托：“聊存远证，幸为藏拙，不作灯纸也。”就是说，你将我的诗好好收藏，慢慢地考证。黄道周的谆谆告诫就是鼓励徐霞客继续振作精神，不做碌碌之辈，而做一个对社会有作为的人。其实，徐霞客青少年时应其父母之意，也曾学习八股文的写作，“特恐违两尊人意，俯就铅椠，应帖括（八股文的别称）藻芹之业，雅非其所好。”（陈函辉：《霞客先生墓志铭》）因为实在“非其所好”而弃之。
有人怀疑霞客弃科举是因为他不好学习，而知识不及仕进故避而弃之。这种论调实为不确。霞客“童时出就师塾，矢口即成诵，搦管即成章”。他是个少年才子，矢口成诵，搦管成章，才思敏捷，一部六十余万言的《徐霞客游记》就是他才华的有力证据。现代人编的《汉语大字典》选用古人规范语言的文章作训释，《徐霞客游记》就被入选，它荣登了《汉语大字典》的殿堂，古代文章车载斗量、汗牛充栋，被它入选的文章也只有百十部。更为可观的是《汉语大字典》其中的209字，219条目（有10个字有两个条目）选用《徐霞客游记》中有关字句进训释，能有这么多字、条目为《汉语大字典》训释的古籍为数不多，由此可证徐霞客国学之深，知识之博。陈函辉还称：“（徐霞客）裘马少年之习，秉心耻之；外悔叠来，视之如白衣苍狗，愈复厌弃尘俗，欲问奇于名山大川。”（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秉心耻之”是对怀疑论者最好的回答，他不是个裘马扬扬、斗鸡走狗的纨袴子弟，实是个厌弃尘俗、胸怀大志的良家子弟。
曾有论者认为徐霞客弃科举，是受家族仕途遭受打击的影响，此论值得商榷。其高祖徐经确实遭受了科场舞弊冤案的沉重打击，但徐经对科举没有沉沦不堪，正德皇帝登上大位后，他上京探听消息，希望自己的冤案能得到昭雪。据《梧塍徐氏宗谱》载，霞客曾祖徐洽是“由庠入国雍，仕鸿胪主簿”。霞客祖父徐衍芳，“庠士，敕封先禄寺署丞。”其父辈弟兄6人，有4人均有功名。大伯父徐有开，庠士。二伯父徐有造，太学生，历官奉议大夫，云南盐运正提举。大叔父徐有及，庠廪生。二叔父徐有登，由太学生仕至临洮府同知。只有他父亲及三叔徐有敬没有功名。徐霞客之孙辈，即长子徐屺的两个儿子也有一点功名，长孙徐建极，清顺治十一年（1654）庠生第一名，廪生。第二个孙子徐建枢，顺治十四年（1657），庠生第一名，廪生（见《江阴青衿录》）。这是直系支脉的科举功名情况，如加上其旁系支脉的科举功名录那就还要多了。由此可知，徐氏家族虽受徐经科场冤案的打击，但其科举氛围还是很浓的，所以说徐霞客弃科举是受徐经科场冤案打击的影响之说是很难成立的。
四、“格物致知”游历山河，认识发现，光照后人
人们对知识的获取，起始于书本，及对外物的粗浅观察，提升于万物的考察。徐霞客游历山河、外出考察，就是对泰州学派“格物致知”说实践的具体表现。
一部《徐霞客游记》记录了他考察过的事物有成千上万，这种记录，就是他的认知——知识，留给后人、并为后人获取知识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与保障。徐霞客对许多事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性记录，如他登黄山天都峰看到了“危岩绝壁之上，尽有怪松悬结，高的还不到一丈，低短的仅有数寸，平顶短鬣，盘根虬干，愈短愈老，愈小愈奇”。（《游黄山日记》）又如他看到了黄山美丽的云雾，“时浓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眺莲花诸峰，多在雾中。独上天都，予至其前，则雾徙于后，予越其右，则雾出于右。……山高风巨，雾气去来无定，下盼诸峰，时出为碧峤，时没于银海；再眺山下，则日光晶晶，别一区宇也。”（《游黄山日记后》）。王安石曾说过：“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王安石《游褒禅山记》）徐霞客与澄源两人“从流石蛇行而上”，历尽辛苦，登黄山之巅尽览黄山美景，樵夫能上不能记，文人能记不登顶，所以世人无传；自霞客后此云雾美景方流传于世，至今成为黄山旅游之文化资源。又如武当山琼台观的榔梅，“大皆合抱，花色浮空映山，绚烂岩际”。宝珠茶花“花大瓣密，共红映日”，“花巨如盆，殷红甚密，万朵浮围翠之上。”这种描写，形象生动，读之如物在目前，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这类记录，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徐霞客的游记，不仅停留于一般记载的初步阶段，更为可贵的是通过游赏、思考、分析、归纳上升到新的发现层面。徐霞客在闽北的建溪和闽南宁洋溪（九龙江）的考察中记曰：“宁洋之溪，悬溜迅急，十倍建溪。盖蒲城至闽安入海，八百余里；宁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余里；程愈迫，则流愈急。况梨岭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马岭，不及四百而峻，是二岭之高伯仲也，其高既均，而入海则减，雷轰入地之险，宜咏于此。”（《闽游日记前·四月初一日》）意思是说，宁洋溪的流速迅急，10倍于建溪。而从建溪源头附近的蒲城到它入海处的闽安，相距有800余里；而从宁洋溪源头至海澄入海只有300余里；这两条河的发源地梨岭和马岭的高程差不多。通过比较、分析，最后他发现了一个新的自然现象即“程愈迫，则流愈急”。意思是流程越短，那么流速越快，河流的下蚀力——“雷轰入地之险”——越强。
还有如徐霞客通过对许多地方钟乳石的考察后，提出了一系列概念明确的术语，给予了形象化的科学定名：石莲、石床、石幢、石蕊、石笋、石乳、石柱、丸石、乳笋、乳柱、玉乳、龙影、龙床、琼枝、悬干虬枝等等。这些术语的提出，其实就是一种新的发现，不少术语还被现代地理学所运用。说明它们经得起几百年来科学的检验，具有很高的科学性。
更为可贵的是，徐霞客通过考察、分析，发现了长江“金沙导江”说。历来的经典著作都说“岷山导江”，他写了篇非常著名的科学性著作《江源考》。此文先设有三问：“何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岂河之大便倍于江乎？”“岂江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河乎？”然后他从有关地理著作知道：“入河之水为省者五，入江之水为省者十一，计其吐纳，江既倍于河。”流域面积既然江倍于河，所以他推测“其（指江）大固宜也”。再经考察所得：“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蕃，经黎、雅与岷江合，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长于岷，而（岷江）不及金沙。”最后他得出结论，“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这就是著名的“金沙导江”说。这一学说的创立过程就是徐霞客学习知识——实地考察——思考研究——创立新学说的典型过程，这种过程也是“格物致知”“学以致用”的具体表现。这种表现更证明了徐霞客及其《游记》伟大。
以上所论，就说明了泰州学派对徐霞客思想、行动的影响。当然这是一孔之见，旨在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