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笔下上林歌圩的传承与发展
刘凌峰
摘要：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粤西游 日记》中对广西上林县三里歌圩“举国若狂” 的记载，为研究壮族歌圩文化提供了珍贵的 早期文献佐证。上林县作为壮族世居地，歌 圩文化源远流长，其历史可追溯至隋唐，兴 于宋，盛于明，历经千年传承，成为壮族民 众精神生活与社会交往的重要载体。本文结 合徐霞客游记文本、地方志文献及民族调查 资料，梳理上林歌圩的历史脉络，剖析其文 化内涵，探讨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境遇， 并对当代传承路径进行思考，揭示这一民俗 现象在壮族文化史中的独特价值。
一 、徐霞客笔下的歌圩盛景：明代上林 的“狂欢图景”
明崇祯十年(1637年),徐霞客游历广 西上林县三里镇时，在《粤西游日记》中留 下了一段生动记录：“正月初五起，十五日止， 男妇答歌曰‘打跋’,或曰'打卜’,举国 若狂，亦淫俗也。”这短短二十余字，以地 理学家特有的纪实笔法，勾勒出明代上林歌 圩的热闹场景，成为目前所见关于上林歌圩 最早的文字记载之一，其史料价值不可替代。
“举国若狂”四字，精准捕捉了歌圩对 当地社会的深刻影响力。这里的“举国”并 非指全国，而是特指上林县域内的民众，无论男女老少，皆卷入这场以歌为媒的狂欢之 中。这种全民参与的盛况，打破了传统农耕 社会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刻板生活 节奏，使歌圩成为民众释放情感、舒展精神 的重要场域。徐霞客笔下的“打跋”“打卜”, 实为壮语“唱山歌”“对情歌”的音译，既 体现了歌圩的核心活动是歌唱，也暗示了其 与婚恋社交的密切关联——在壮族文化中， 山歌从来不仅是艺术表达，更是情感交流的 直接语言。
作为外来观察者，徐霞客描述民众参与 歌圩的状态，颇具深意。体现了民众对歌圩 的主动向往与积极参与。这表明在明代，上 林歌圩已形成相对固定的组织形式：不仅有 约定俗成的时间(如正月初五开始，十五结 束),还有专门的聚集地点，甚至可能有简 易的设施。这种形式，既适应了歌圩的临时 性特征，也反映出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秩 序感。
这段记载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真实性，更 在于其时代性。徐霞客所见的“正月初五至 十五”歌圩，恰处于上林歌圩“明代最为盛 行”的历史阶段，其描述与道教歌书“兴于 宋，盛于明”的传说相互印证。从历史背景看， 明代中晚期广西社会相对稳定，上林县作为 桂中重要的农业区，经济发展为民众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中原文化与 壮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也使歌圩在保持本 土特色的同时，吸纳了更多元的文化元素， 形成了“举国若狂”的繁荣景象。徐霞客的 记载，为后人还原歌圩在明代的发展高峰提 供了无可辩驳的实证依据。
二、历史溯源：从隋唐滥觞到明清演变
上林歌圩的历史脉络，在文献记载与民 间传说中逐渐清晰。道教歌书相传“上林歌 圩起于隋唐，兴于宋，明代最为盛行”,这 一说法虽缺乏早期文献直接佐证，但结合壮 族社会发展与民俗演变规律，可梳理出其从 原始形态到成熟形态的历史轨迹。
(一)隋唐：歌圩的起源与原始形态
隋唐时期，上林属岭南西道，为壮族先 民骆越、俚人聚居地。此时的歌圩可能尚未 形成固定形态，更多表现为部落聚会、祭祀 活动中的即兴歌唱。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 生活中，形成了“以歌记事、以歌敬神”的 传统：在祭祀神灵时，他们以歌祈求风调雨 顺；在庆祝丰收时，他们以歌抒发喜悦；在 部落联盟会议中，他们以歌传递信息。这种 原始的歌唱习俗，可视为歌圩的雏形，其核 心功能是维系部落认同与精神信仰。
道教歌书将歌圩起源追溯至隋唐，或许 与当时道教文化传入岭南、与本土民俗融合 有关。隋唐时期，道教在南方传播迅速，其 “斋醮”“祈福”等仪式与壮族先民的祭祀 活动有相通之处。在文化融合过程中，祭祀 中的歌唱逐渐融入道教仪式的元素，形成了更具规范性的歌唱传统。例如，部分山歌的 曲调可能借鉴了道教斋醮音乐的韵律，而歌 词中也开始出现“神仙”“天道”等道教概念。 这种融合，为歌圩从原始祭祀活动向成熟民 俗活动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二)宋代：歌圩的兴起与社会功能初显
宋代是上林歌圩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 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深度交融，壮族社会 的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稻作农业、手工业 的发展带动了人口增长与村落聚集，民间交 往日益频繁，歌圩逐渐从祭祀场景转向社交 场景。
文献记载中“宋时有统治徐三哥，为 六十进士”,虽未直接提及歌圩，但进士的 出现反映出宋代上林社会的开化程度——中 原科举制度的传入，既带来了儒家文化，也 客观上促进了区域文化的交流。此时的歌圩 已不仅是歌唱活动，更成为青年男女交流情 感的平台，“少男少女打谈情说爱”的功能 初步形成。从民俗学角度看，这种转变与宋 代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商品交换 带来了人口流动，而歌圩作为固定时间、固 定地点的聚集活动，自然成为青年男女相遇 相识的理想场所。
宋代歌圩的兴起，还体现在歌唱内容的 丰富性上。除了传统的祭祀歌谣，开始出现 大量反映日常生活的山歌，如描述农耕劳作 的《插秧歌》、表达爱情的《相思歌》等。 歌词格律也逐渐形成规范，多为七言四句， 押腰韵或尾韵，便于记忆与对唱。这种艺术形式的成熟，标志着歌圩已从“无意识的歌 唱”发展为“有意识的文化活动”。
(三)明代：歌圩的鼎盛与文化特征定 型
明代上林歌圩进入鼎盛期，这与徐霞客 “举国若狂”的记载高度吻合。从社会背景 看，明代广西地区经历了明初的治理整顿后， 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上林县的农业(如水稻、 甘蔗种植)与手工业(如前文所述的造纸业) 发展迅速，带动了人口增长与村落繁荣，为 歌圩提供了更广阔的参与基础。据《明史 ·地 理志》记载，上林县在明代属南宁府，人口 较宋代增长近三倍，人口密度的增加使歌圩 的聚集效应更加显著。
从文化层面看，壮族歌谣在题材、格律 上日益成熟，形成了“见山唱山，见水唱水” 的即兴创作传统。清康熙版《上林县志》记 载“少妇以村社山舞为伴，十岁以山举、水 美歌唱为乐，少男亦山舞为群歌，一唱一和”, 生动展现了歌圩在明代定型后的文化特征：
参与者不分年龄，上至“少妇”,下至“十岁” 孩童，皆能以歌表意；歌唱内容贴合生活，
“山举、水美”等自然景观皆是歌词素材； 形式自由活泼，“一唱一和”的互动模式使 歌唱成为一种动态的交流过程。此时的歌圩， 已成为全民性的文化活动，渗透到壮族社会 的每一个角落。
明代歌圩的鼎盛还体现在空间分布的广 泛性上。据后世地方志记载，明代上林县已 形成多个固定歌圩，如三里歌圩、石门歌圩等，分布于县域内的乡镇要地，形成了覆盖 全县的歌圩网络。这些歌圩往往与集市、寺 庙相结合，既满足了民众的文化需求，也带 动了商品交换，形成“以歌促市，以市兴歌” 的良性互动。
三、文化内涵：歌圩作为壮族社会的“活态密码”
上林歌圩并非单纯的娱乐活动，而是承 载着壮族社会的价值观、婚恋观与文化记忆 的“活态密码”。深入剖析其文化内涵，方 能理解为何这一民俗能历经千年而不衰。
(一)社交功能：超越阶层的全民狂欢
歌圩打破了壮族传统社会中性别、年龄、 阶层的界限，成为全民参与的社交场域。徐 霞客记载的“男女赴搭”与县志描述的“少 妇”“少男”“十岁”者共同参与，印证了 歌圩的全民性。在以农耕为主的传统社会， 民众平日分散于村落田间，缺乏大规模聚集 的机会，而歌圩以约定俗成的时间(如节日、 圩日)将分散的个体凝聚起来，通过对歌交 流生产经验、讲述民间故事、传递社会信息。
例如，在春耕时节的歌圩上，农民会演 唱《农耕谣》,分享水稻种植的技巧；在秋 收后的歌圩中，人们则以《丰收歌》互祝收 成，交流储存粮食的方法。这种知识的传递， 无需文字记载，却能通过歌谣代代相传，使 歌圩成为“没有围墙的学校”。同时，歌圩 也为不同村落、不同家族的民众提供了和解 矛盾、增进情谊的平台——历史上，上林县
多个壮族村落曾因水源、土地产生纠纷，最终通过歌圩上的“对歌论理”化解矛盾，体 现了歌圩在社会治理中的特殊作用。
(二)婚恋观念：自由恋爱的文化表达
歌圩最引人注目的功能，是作为壮族青 年自由恋爱的平台，这与中原“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婚恋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康熙 版《上林县志》详细记载了歌圩中的婚恋习 俗： “少男少女通过对歌互相了解，知对方 人品、智慧、学识，产生爱慕之情，互送礼物， 相得者，男持彩扇、袜、大伞及其他赠品以 赠妇人，亦以厚薄达斯衣服、鞋子、金履之类， 最后定下终身。”这种以歌为媒的婚恋方式， 体现了壮族社会对个体情感的尊重，是“自 由恋爱”观念的生动实践。
歌圩中的对歌不仅是情感表达，更是智 慧的较量。青年男女通过即兴编歌回应对方， 歌词内容涵盖生活常识、伦理道德、自然景 观等，既展现个人才华，也考验彼此的契合 度。例如，男方唱“一山还有一山高，小妹 歌声比山娇”,女方则回“哥唱山歌像清泉， 妹愿随波绕山转”,一来一往中，情感逐渐 升温。这种“以歌识人”的选择方式，使婚 姻建立在情感与认知共鸣的基础上，而非单 纯的物质交换或家族利益，成为壮族婚恋文 化的核心特征。
(三)艺术表达：即兴创作中的文化记 忆
上林山歌的艺术魅力，在于其即兴性与 生活化。壮族民众“爱唱山歌，会唱山歌”, “ 一天不唱难生活”,这种对歌唱的依赖，使山歌成为日常生活的镜像。歌圩中的歌词 多围绕“山举、水美”等自然景观，或“农耕、 纺织”等生产场景，既反映了壮族与自然共 生的生存智慧，也传承了历史故事、神话传 说等文化记忆。
从形式上看，上林山歌多为七言四句， 押腰韵或尾韵，节奏明快，便于对唱。歌圩 中的“一唱一和”形成互动式创作，前歌刚 落，后歌即起，歌词随情境变化，充满灵动性。 例如，看到溪水潺潺，便有“溪水弯弯绕村流， 哥妹唱歌乐悠悠”;遇到风雨突至，则即兴 唱“风吹雨打不分离，哥妹情谊比金坚”。 这种即兴创作能力，是壮族民众艺术才华的 集中体现，也使歌圩成为“活态的文学创作 现场”。
从内容上看，山歌涵盖了壮族文化的方 方面面：创世史诗《布洛陀》的片段通过山 歌传唱；壮族的伦理规范(如尊老爱幼、勤 劳节俭)通过歌词传递；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事迹(如瓦氏夫人抗倭)也被编入山歌，成 为民众铭记历史的方式。可以说，歌圩是壮 族文化的“活态博物馆”,承载着民族的集 体记忆。
四、历史困境与当代挑战：歌圩传承的 曲折历程
上林歌圩的传承并非一帆风顺，从古代 到现代，它始终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压制与内 部的变革，其发展历程充满曲折。
(一)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压制
自由对歌、自由恋爱的歌圩传统，历来为封建统治者所反对。封建礼教强调“男女 授受不亲”,而歌圩中“男女混杂、自由交往” 的场景，被视为“伤风败俗”;更重要的是， 歌圩作为全民聚集活动，容易形成强大的民 间力量，被统治者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宋代有记载称，地方官员徐三哥(据文 献推测为当地进士出身的官员)曾试图限制 歌圩，认为其“有违礼法”;明代以科举入 仕的官员张风化，也以“正风化”为名，颁 布禁令，试图禁止歌圩活动；清代统治者对 歌圩的压制更为严厉，县志记载歌圩“容易 自重谋反，被朝廷强令禁止”,反映出封建 王朝对民间组织力量的恐惧。尽管禁令频出， 但歌圩凭借其深厚的民众基础，总能在压制 后悄然复苏——官府禁于城，则歌圩移于乡； 禁于白日，则歌圩转于月夜，体现了民间文 化的顽强生命力。
(二)民国时期的文化冲击
民国时期，上林歌圩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方面，西方文化传入广西，电影、报纸等 新兴娱乐方式开始分流歌圩的参与者；另一 方面，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强调“礼 义廉耻”,歌圩中的自由婚恋被视为“落后 习俗”,受到官方的批评与限制。据民国版《上 林县志》记载，部分歌圩被强制取消，取而 代之的是“民众教育馆”组织的“改良戏曲” 演出，试图以“新文艺”取代传统歌圩。
但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的歌圩也出 现了新的变化：歌词中开始融入“爱国”“进 步”等时代主题，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林歌圩中出现了“拿起刀枪保家乡，赶走日寇 再唱歌”的抗日山歌，使歌圩从单纯的民俗 活动，转变为传递民族精神的载体。这种适 应性变革，为歌圩在动荡年代的存续提供了 支 撑 。
(三)当代社会的传承困境
新中国成立后，上林歌圩曾一度迎来复 兴，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20世 纪70年代广西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民族 民歌调查显示，上林县仍有石门歌圩、三里 歌圩、木山一寺歌圩等多个歌圩活跃，参与 民众众多。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城市化 进程加速，歌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传承困境：
—参与者流失：大量壮族青年外出务工， 导致歌圩的核心参与群体(青年男女)减少， 歌圩参与者以中老年人为主，呈现“老龄化” 趋 势 ；
—吸引力下降：智能手机、短视频等现 代娱乐方式，以其便捷性和多样性，分流了 传统歌圩的受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歌圩的 兴趣逐渐减弱；
—技艺失传：传统山歌的即兴创作需要 深厚的生活积累与语言天赋，而年轻一代对 壮语的掌握程度下降，难以传承复杂的歌唱 技巧，导致部分传统歌谣面临失传风险；
—功能弱化：随着婚恋观念的现代化， 青年男女通过歌圩结识伴侣的比例大幅下 降，歌圩的婚恋功能逐渐弱化，其社会价值 需要重新定位。
五、当代传承路径：从“活态保护”到“创新发展”
面对传承困境，上林县通过政府引导与 民间参与相结合的方式，探索歌圩文化的当 代传承路径，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节庆化传承：重塑歌圩的仪式感
将歌圩与传统节日结合，打造“壮族三 月三”歌圩文化节，是上林县的重要举措。 每年农历三月三，上林县在三里镇、白圩镇 等传统歌圩所在地，举办大型歌圩活动，邀 请民间歌手对唱，并设置山歌比赛、壮锦展 示、特色美食等环节，吸引民众参与。这种 节庆化传承，既保留了歌圩的核心元素(对 歌、聚集),又通过仪式感的营造，增强了 民众的文化认同。例如，2023年上林“三月 三”歌圩吸引了超过5万名游客参与，其中 青年群体占比达30%,表明节庆化模式在吸 引年轻人方面具有潜力。
(二)教育传承：培养新一代传承人
上林县在中小学开设“壮语山歌进校园”课程，邀请民间老艺人担任教师，系统教授 壮语山歌的格律、创作技巧与历史背景。同 时，组织校园山歌比赛，鼓励学生用山歌表 达校园生活，如《读书歌》《同学谣》等， 使山歌贴近年轻一代的生活。这种教育传承， 不仅培养了新一代传承人，更在青少年心中 种下了民族文化的种子。目前，上林县已有 20所中小学开设山歌课程，累计培训学生超 过1万人次。
(三)产业化探索：赋予歌圩新的经济 价值
将歌圩文化与乡村旅游结合，通过“歌 圩+民宿”“歌圩+非遗展演”“歌圩+农 产品销售”等模式，赋予歌圩新的经济价值。 例如，黄楚村依托传统歌圩遗址，打造“歌 圩文化民宿”,游客可在民宿中学习唱山歌、 体验壮族服饰，夜晚参与村民自发组织的小 型歌圩；石门歌圩则结合当地的生态资源， 推出“山歌漂流”项目。
(作者系上林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